王垚烽:以深化制度性变革回应“取消高考论”

王垚烽:以深化制度性变革回应“取消高考论”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有关“取消高考”的声音,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日在“两会”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表示,目前高考还不能取消,“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要改革现在的考试方式,使学生能健康全面发展。”(3月8日《新京报》)

诚然,目前教育领域问题多多,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也着实不少,但“取消高考”的言论同样不可取。这是因为,在机会公平、程序透明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无论高考存废与否,“当官的有钱的”都不可能吃亏:你按省高考录取,他就把子女弄到省城甚至京城、入读超级学校、争取各种加分保送资格;你取消高考,由高校自主招生,他更可以通过权力、金钱、人脉“暗箱操作”;即便人家“二代”实在不争气,不还可以出国“镀金”吗……这与其说是教育一家的问题,毋宁说是“权力通吃”、“金钱通吃”社会的必然产物。

那种以为只要“取消高考”,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铲除应试教育的土壤,使教育、招生模式发生脱胎换骨改变的观点,显然是过于天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比较认同袁贵仁部长关于“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的判断,以及高考“不能取消,但要改革”的思路。

毋庸讳言,过去五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建树有目共睹,从教育投入GDP占比攀上4%“承诺线”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至30%。但与此同时,教育不公等制度性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异地高考虽有推进,但京沪等“利益碉堡”始终无法攻破。在此背景下谈论高考改革,我想不能再停留在考卷难易、一年多试、分省进行还是全国统一等技术层面小修小补,而是必须要在制度层面切实推进教育平权改革,真正做到高考面前穷人与富人、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机会、权利的均等化。

而要实现这一“中国梦”,一方面必须保障国民“追求权利的自由”。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自由迁徙”,这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但更关键的是要让那些“北漂”、“上漂”的后代分享到居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有能力分享京沪教育资源的除了部分“土著”,绝大多数乃非富即贵的“权势移民”,并不包括占海特等“草根过客”;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大力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分配改革。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数量和范围,并通过财政奖励等方式鼓励更多高校出台类似清华“自强计划”这样的招生平权措施。

可以说,只有不断深化制度变革,建构起公正、透明的高考招生体制,才能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应试教育改革,消除“应试乃教育公平最后保障”的舆论担忧,也才是对“取消高考”言论的最好回应。毕竟,那些鼓吹“取消高考”的人士其实并非真想取消高考,不过是借此发泄对应试教育的不满,以引起政府的重视罢了。

阅读延伸

检讨中国高考制度

高考,能否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能否科学定位普通中学的教育目标,让学生掌握就业谋生的技能?高考,能否由国家包办的制度,逐步变为推行国家统考和高校自行录取相结合的考试办法,发挥高校的主动性和特长?……这是人们 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期盼。

对于很多上过大学的人来说,高三备战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个人的磨砺是生长性的,能够以成熟、豁达作为结局。而在部分学生的记忆中,高考却是一道难言的伤痕。

一位旅美教育学专家反思中国高考制度时说,高考好像是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为一个目的培养一流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且不论专家所言是否正确,探讨中国高考制度的取向却是个不争的话题。

高考,能否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能否科学定位普通中学的教育目标,让学生掌握就业谋生的技能?高考,能否由国家包办的制度,逐步变为推行国家统考和高校自行录取相结合的考试办法,发挥高校的主动性和特长?……这是人们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期盼。

高质量的考生,还是高素质的学生?

对很多考生来说,高考好比一把双刃剑,既痛苦又充满了希望。

每天起早贪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是很多学校毕业班学生高考重压下的真实写照。

“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一位教育界人士这样形容目前素质教育的实施情况。他说,为追求高升学率,不少学校压缩正常教学时间,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复习备考。老师拼命“满堂灌”,根本无暇顾及素质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心理承受能力弱。

对高三学生而言,他们普遍有着这样的压力:父母亲人的期望、老师的期待以及同学之间的对比。由此要么导致学生产生虚荣心或对自己期待过高,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对未来感觉渺茫。

这些压力的形成,固然有着社会现实以及高考制度的影响,但将之绝对化,也表明了学生本身的不成熟。

因为现代的高中生,学习成为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相反,对社会的客观认识程度和适应能力非常低下。与之相反,独生子女所享受的种种呵护又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了高期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造成学生自卑与自傲并存,经不起打击,如玻璃花般美好而脆弱。

高考制度:爱恨交融,难以割舍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将有幸能被大学录取的少数人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普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年中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7万人,比例是21∶1。如今这些人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当年考大学的高淘汰率已不复存在。

中国高等学校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新生,当年,全国高校就扩招了45万新生,增长幅度为42%。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早在2000年高考录取率就已提高到65%,这意味着100个高中生中,有65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平均录取率从1998年的36%提高到2001年的57%,各地差距也在迅速缩小,国家近年来每年都扩招20%以上。

2003年,教育部实行的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改革,允许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等20所著名高校,自主录取5%的新生。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高考制度的松动,也是中国促进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更多才华出众的中学生,在分数略低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进入理想的高校。但是,5%的自主权却也让大学校长们大伤脑筋:如何保证不让自主权变成腐败的土壤,成为关系和金钱的通道?

抨击?赞同?彷徨中的中国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至今,走过风风雨雨20多年,一些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微词也从未间断过。

——“一考定终身”,误人子弟,偶然性大,高考制度已经把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推到了极致;

——高考内容的设计背离素质教育的精神,死记硬背的考优秀,而有特殊才能的偏才无缘高等教育,这是高考公正掩盖着的另一个不公正;

——高考作为指挥棒,误导了义务教育,学生在过分狭窄的知识上下太多功夫;

——高考的招生比例有歧视性,突出表现在分数线不统一,如某市的重点大学分数线低于某省的大专线。

回首高考制度,确有千般不是,万般无奈,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通过高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越来越多,很多农家子弟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以打破城乡藩篱,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

对高考制度的批评意见不乏合理性,但评价一项制度的成与败,必须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来考虑。

设立高考制度的初衷,在于弥补人才断层,讲究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从高考内容的设计来看,考察最基本的知识内容,对全社会的人员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些知识,只要个人想获取,都能得到,不因贫富、城乡的差别而有所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由于高考竞争异常激烈,教育公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防止腐败和黑箱操作,分数才被不得已地当作了唯一的评判标准。

考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考察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考察能力上确有缺陷,但通过一个人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也能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其能力的高低。事实上,高考状元绝大多数并非高分低能,人们对考试制度的指责只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随着一些高考舞弊事件的曝光,人们对泄露考题和徇私枉法的行为非常愤慨。在多数人的心目中,现行的高考制度,是目前保证教育公正的唯一办法,是保障全体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方面比较合适的一种设计。确实有一部分特殊人才,不适应这种考试,而被抛在高等教育之外,但这个问题有关部门早已有所重视。诸如保送生制度,都是针对这些弊病而提出的针对性措施,但近年来对保送生制度的叫停,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只有高考这种形式,才能真正保障每个学生真正地有平等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不管是否意识到,当前的高考制度确被附着了太多的功能:要“跃农门”,要通过高考获取好身份、好地位。

世界上永远只有相对的平等,而不是绝对的平等。到目前为止,对于教育问题,还没有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更具平等性的制度。这一点从取消初中重点校,划片排位所带来的后果中可以清醒地看到,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只能是“票子”、“权力”、“关系”面前的人人平等。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发展方向,但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还不能从精英教育真正转变为全民教育的现实情况下,初级和中等教育还只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走。因为在中国目前城乡教育有着天壤之别的情况下,死读几门核心课,对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子弟来说,才能保证他们真正有机会参与相对公平的竞争。

客观而言,现行的高考制度,承担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的重大缺失,从而导致“千军万马只能过独木桥”。

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几乎完全由国立大学担当。只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大学学费,由此出现部分家境贫困的学生上不起大学的现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对《环球》杂志记者说,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家长认为,如果无力送孩子上大学将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他们宁愿举债也要供养孩子读大学。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混淆了大学投资的义务主体,培养了一些大学生的懒惰思想。其实,即使在发达国家,学费也是一种投资;如果大学生认为家长供养自己读书天经地义,或者认为社会应该承担自己上大学的费用,缺乏回报意识,这样的孩子不读大学也罢。

展望中国高考制度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高考制度要改革,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下功夫,不要把学生都引导到对课本知识的背诵和熟练操作上来。要使学生在中学真正学到适合这个年龄段的知识。

专家介绍说,美国大学的选拔标准除考试成绩外,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

为鼓励素质教育,革除“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的弊端,从2004年高考开始,上海市教委将尝试在高中试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参考学生成长记录、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记录、体育与文艺活动记录、综合实践活动记录等其他资料,综合考查后进行录取的做法,供普通高校录取时参考。

这些探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希望。当然,教育制度上要有深刻变革,必须形成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层次清楚、定位明确的教育体系。使高考真正摆脱其身上附带的身份、地位、前途等一系列本不由其承担的东西。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乡二元结构被真正打破,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真正摆脱精英教育的窠臼,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地域和城乡的束缚,个人的发展机会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高考也就不再会成为所谓“人生第一考”的尴尬。

一位高三老师曾提出“享受高考”的说法。在他看来,高考不仅是一场成绩上的选拔,还是一场心理的竞争,而心理力量恰恰是一个人多年经历的整合。

可以想见,当摆脱了目前附属在高考制度上的种种不合理因素之后,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变成“万紫千红总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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