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被分割与被捆绑了的大学

高飞:被分割与被捆绑了的大学

中国称之为大学的学校很多。根据统计,中国有目前共有大学1683所,其中重点大学121所,普通大学487所,绝大部分是公办大学。

但是,数字不能说明问题,教育“跃进”一下,这个数字就有可能增大,向“世界一流”靠拢一下,这个数字就可能会减少。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让我先把简单的数字问题复杂化。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问题,让我先以船为例。如在一定河段各自行使的船,要搞清有多少,数一数就清楚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把这些船拴在一起,如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作法,再问有多少,估计同样的回答问题也不大,但回答只有一艘的可能也会有。如果再进一步,把所有的这些船进行分割,每一艘船的资源统一整合,进行合并,再把分散的船进行捆绑,形成一个大的船舶托拉斯,只保留一套掌舵的班子(暂且叫船务董事会吧)负责这个托拉斯的一切重大事务,如决定航向,航程,目标等,所有的风帆、浆、水手统一调配,共同进退,这时如果再问有多少船?恐怕回答一艘船的人会占多数吧。

本来,一也可以包含多的,如一帮,一群,一伙,一束,一打,这样表述,是因为我们只需关注一个集合休,或者是那些个体因只有共性无个性可以忽略而无单独提出的必要。我们在说到个体的某个人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他有独立的人格,这才有值得单独提的地方。有独立的人格意味着他才可能会有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一面,不同于他人的思想,不同于他人的行为,或者说,最基本的,总要能够自己给自己作主,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螺丝钉或什么分子的吧。

一个学校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学校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但一个大学也得要有自己的“人格”,能自己决定大学自己的事情,才称得上是一所完整的大学吧。然而放眼看看中国的大学,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吗?

不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指出,我国高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法律规定了大学应当是“独立法人”。什么是“法人”?《辞海》的解释是:具有独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独立“法人”当然具有独立人格。“人格”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persona,其拉丁文的原意是戏剧中的“假而具”,指的是在戏台上从事表演的演员展示给观众的而部形象,代表着戏中人的特定身份。而人格的概念及学说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所谓人格是民法权利主体资格的称谓,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的必备条件。据此,在现代民法中,人格是指目然人或团体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自然人或者团体只有在具有具体人格的前提下,才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江平.法人制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对于法人来说,人格独立是其成为权利主体的第一重要要素,一切法人其参与民事活动的基木前提是法律赋予其独立的人格,人格独立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立:财产独立、意志独立、责任独立。这意味着作为独立法人的大学应当有一套独立的决策体系。

但中国的公办大学拥有这样独立的权利和行为能力吗?

从大学财产所有权说起。应当说,一所大学,从所有属性上来讲,可以是多样的,谁办的就是谁的,办学的私人们或政府肯定是大学权力的来源,这个似乎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是:所有权并不等同于大学的内部管理权,所有权如果不和管理权分离,所有权的一方就会带着所有的权力进入大学的权力结构,成为大学权力的一部分,无论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公立学校模式,办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大学。

有一种公立大学模式,如西方的公立大学,当然也是由政府出资来办的,但政府只管出资,名义上政府所有,但政府的权力并没有进入学校权力结构,而是有一个具体行使所有权力的机构——由出资人代表、社会人士、教师代表、甚至有学生代表组成的董事会,作为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根据大学的基本法《大学章程》,行使大学的最高权力。董事会聘请校长,以校长为主组成一个校务委员会行使具体的校务工作。这样实行了管办分离,政府的权力触角不再伸入大学内部事务,大学的管理系统中没有了政府权力机构的直接干预,从而使得大学拥有了完整的治校权,完整的用人权、财权、教学组织权,形成了一套自足的自成体系的管理系统,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校,确保了学校的独立运行。

这才构成了一个个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再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办大学,都叫公立,资金来源主要都在政府,但差别很大。你在大学内部找不到一套自足的自成体系的管理系统,找不到它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国的公办大学内部没有自己的董事会。目前中国的大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了一个叫党委会的机构进行领导,但党委会不是董事会,它不是出资人,也不能决定校长和其他校务委员会的人选,没有独立的干部人事权、机构组织权、教学组织权。也就是说,学校党委并不是大学权力的拥有者。它充其量不过是占用了校务委员会的一些权力,行使部分的校务委员会的职能而已。事实是,中国的公办大学内部找不到它的最高权力所在。中国公办大学的最高的内部管理权力来自哪里?不是来自大学自身,而是来自大学外部。

从大学的权力来源结构来看,可以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状,都来自大学外部。最高层是中央及其直属的中组部教育部等中央各部,再下是各省委省政府及其各部厅机构。金字塔下面被压着的才是各个在目前被称之为大学的学校。从外观和结构上分析,这个金字塔才是一个完全的教育组织单位。

如果说中国的公办大学有一个类似校董的组织的话,只能是中央领导下的各有关党政部门,教育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分子。这个校董的构成很复杂,但它还真符合董事会的特征,如它决定了大学校务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不仅管到了校长书记,甚至管到了副校长副书记一层,2008年11月,中国部级校长大换血,主持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更换的是中组部,中组部宣布的是中央的决定。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央是所有公办大学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决定了给大学拔多少款,决定大学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收费标准,录取分数线。学校的招生,是中央委托教育部定的计划,再分到各省,省教育厅再分到各学校。一旦这个校董认为全国的高校要合并改组,于是,中国50年代拆分系科地搞了一次,90年代又大合并地搞了一次。实际上,只有校董愿意,将全国的所有大学合并成一个大学也是可以的。当我们的董事会发现中国的大学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大学时,通过合并来提升大学的实力就成了官员们心目中的一条捷径。只是把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合并起来,其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还不及哈佛大学的十分之一,诺贝尔奖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校董管理了全国所有的学校,决定了所有大学的办学规模,一旦它说:大学要扩招,大学一下子从1998年的180万新生激升至2007年的567万人。至于大学从自身的角度能不能承受,是不太考虑的,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董事会不仅是全国所有学校的董事会,还是全国各公有单位的董事会,甚至是全国人民的董事会。董事会要考虑的事情多了,至于大学扩招,肯定是从全国的角度考虑的,学校怎么应对?反正多贷款建宿舍让学生有地方住,自己再想办法提高教学质量就行了。

这个“董事会”甚至还决定许多似乎不应由它来决定的东西,如它不仅仅关心学校的发展大计办学方针之类的大事,还对大学追求的目标,办学定位,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几乎都有明晰的要求,甚至有一套被称之为评估指标的东西,被全国各大学严格地执行着。这个校懂甚至还深入细致到了学生的生活,如学校后勤应该怎样改革,学生只能住在哪里等,它还对老师上课的内容、教材的编写、学生如何思想以及思想的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个董事会不仅把大学校务会所要决定的事情都决定了,甚至还超越了大学自身的职能,将其巨大的权力伸到了作为个体的老师和学生个人头上。

中国的大学大都是省管院校,主要是由“校董”里面的省级部门来行使权力。如省属院校就有省教育厅管其业务及部分拨款,省委组织部管高校校级干部,省委宣传部管高校的思想工作(宣传部还有个社科规划办管社科立项),省纪委审批高校超标准用车,省计委还负责管理高校的项目,省财政厅高兴的话也可以给高校立项拨款(或通过教育厅拨款),省编委管理高校的编制,省物价局管高校的收费价格。每一个部门都拥有对学校的有限管理权。这些部门之间的权力是平行的,这上面还有省委省政府,但省委省政府也不全管这些部门,在中央一级,这些部门都还有各自对应的线,也就是他们的婆婆来管,最后的权力归于中央。这种分线管理使学校权力失去其完整性。同时,因为权力自身的扩张与膨胀的特征,外部权力希望在学校内部找到一个对口的机构,作为外部权力在大学内部的延伸,从而实现自己对大学的渗透与控制,体现外部权力在大学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学会有那么多的“行政”部门的原因。因为有省委组织部对大学干部的干预,大学也就有了组织部与之对应,上面有宣传部,学校也有,有统战部、工会、团委、纪委、监察,等等。而学校的团委除了要听院党委行政的指令外,还得听从团省委乃至团中央的指示,其它机构同样如此。相应的,外部的权力往往为其校内对口的机构争权,来体现外部权力的价值,如团省委往往为学校的团委争权,省工会会为学校工会争利,这些在学校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这些校内部门的级别待遇职数都成了外部相关权力部门关注的内容。清楚了这些,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学会有那么多的“官员”了吧?

来自党政机关的外部权力成了广泛意义上的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部分,这只不过意味着,大学成了“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正是这些党政机构的权力延伸。

因为党政机关在大学内部寻找各自对应的权力,大学就这样被权力肢解。被肢解不过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常态。在完全的计划体制时代,任何一个个体都要成为螺丝钉,任何一个如学校、企业一样的“单位”都同样地要成为一个零部件,这些螺丝钉和零部件组成了一个人格化的“国家”,这就是利维坦。“国家”的人格化,意味着个体和学校企业等“单位”的非人化、工具化。也就是说,计划体制下的“学校”不过是一个工具,它要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从而成为“国家”对个体进行控制的工具。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我们的国家终于有了独立的个体出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具有自组织性,自生产性,能实现自我管理,管理权在自己。然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大学竟然还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坚固的堡垒。

从管理学的角度,目前中国对大学实施的是一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典型的条块管理的模式,这种管理使得大学被线块割裂,同时又被重重捆绑。大学被肢解了,人们可以从党政部门那里发现大学的部分肢体。这些权力部门都把大学中的一块当成鸡肋衔在嘴里,食之无味,扔之不舍。

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我们可以认为全国只有一所公办学校,因为它的的确确只有一个真正的“校董”,一个最高的管理机构,一套完整的管理班子,一个统一的办学模式。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全国所有的公办大学不过是这一个“国办”大学下面设的若干分校而已,这些分校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型大学托拉斯,由“国家”直接控制。这些分校并没有自我,重要的管理权力都在分校之外。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学校的官本位现象,“跑部前进”现象,政府部门的处长甚至科长们都敢到高校颐使气指的现象,他们本身就是大学权力的一部分,颐使气指乃他们的份内工作,只不过他们除了管理大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单位要管,他们还不太情愿管你呢,你不跑不要,怎么能让这些权力来关注这些所谓的大学呢?

当“我”失去“我”的许多部分后,我的独立生命也失去了,我便不能为自己作主了。当然勿庸置疑的是,即使如此,依然还有一部分“身残志坚”的大学,在有理想的大学校长的带动下,努力保持自己残缺的独立,依旧在想办法维护自己的尊严,依旧在镣铐中努力跳出最优美的舞蹈,朝着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的理想,挣扎前行。但这样的大学在中国太少了,真的太少了。

谁来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负责?当我们发出如此追问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一个尴尬的现实:并不太懂高校管理的权力拥有者不会自愿放弃管理高校的权力,不会让渡权力给学校,也不会全身心地关注学校,因为他们的权力所及,远在这些学校之外,它们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大学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它们”也太多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自身,责任被层层分担后已经失去了它的重量,问责更是成为不大可能的事;而最懂自己的自己,最懂高校管理的大学自身,最有可能全身心地关注学校发展的校方却又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学校的独立与自主。大学自身没有对自己的完整的管理权力,当然也就不会也不应对学校的发展负完整的责任。

毫无疑问,这就是大学一切问题的由来。

没有独立生命的高校能进入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未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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