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杨东平: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大年初六,城市灰白,没有阳光。杨东平沿着宛平南路步行40分钟,去赴沪上老友的聚会。40多年前的春天,周末,少年杨东平会从寄宿的位于市郊的上海中学走回康平路的家,那是在碧绿的麦田和金黄的油菜花中穿行。只是那良辰美景,不再来。

就像上海西区的许多老房子、老式里弄不会再来。所以每年回乡省亲,杨东平都会揣上相机,流连在那些越来越稀罕的老房子当中,在被城市抹掉之前记下它们的样子。左一张,右一张,心里有点“怕是再见不着了”的凉薄。

也有不会轻易被抹掉的,像朋友。这么多年了,能沉淀下来的朋友们隐约都是用这把尺子量的:志同道合,也就是气场相近、彼此相知。这天挟着一阵冷风进门,立刻就有暖暖的招呼:“公共交通来的吧。”“走路来的。”“呵,更环保。”端上一次性杯子顺便打个趣:“东平兄反对的”。这边也一笑:“少用,少用。”

杨东平生活在北京。他没买车,坐公交或打出租。他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这不仅是国际经验,他觉得背后蕴含着社会公平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中国人应该实现的汽车梦,不是私家车,而是每家每户能坐得起、坐得上出租车。

节约用纸、不吃野生动物,等等,他在力行一种低消费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涉及有关知识、艺术、心灵的内在生活,他毫不犹豫,渴望奢侈。

通常,人们记得这人是“搞教育的”。他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已有12年历史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副会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他曾任CCTV《实话实说》的总策划、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总策划,是一个幕后的大众媒体参与者。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专业背景是自动控制系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他的毕业设计作品是一把渐开线花键拉刀。1972年4月,当他坐着马车,在漫天风沙中挥泪离开生活了整整3年的北大荒农村和23个上海知青组成的集体户,来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住进8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在食堂吃到2角5分一份的肉片炒黄瓜时,恍若隔世,如入天堂。

这些年来,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某些必谈的话题徐徐展开,他总是说得少,听得仔细,偶尔点题,正中要害。

当北京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当推土机正从各个方向逼近紫禁城,以致东侧南池子的古代院落从240个速减到仅剩31个、西侧南长街也遭大面积蚕食的时候,他和一批同道,心急如焚。那封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是一些热爱北京文化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北京市民……”

当《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绝大多数民办学校都没有通过公开渠道看到过具体条文却将付梓的前夕,多方呼吁举行听证会、提请有关部门重视立法的透明度和程序公正性的,是他。

新时期第一套《新公民读本》,在他和同道手中诞生,今年有望作为教材进入中、小学。

1980年代中期,他那些强烈批评现行教育、敦促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发表在非专业报纸上。2003年起,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每年编写一本体现民间立场与观点的《中国教育蓝皮书》,那是一批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者的思想精粹和行动记录。今年2月,他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由NGO编写的《中国环境绿皮书》出版发行。讨伐声小了,建设性强了,但,该尖锐时,锋芒依然不减。

言论是有艺术的:主管部门的每一项政策性调整,每一丁点进步,都会被他在公开场合反复宣讲。既要有向上递折子的勇气,更要有向下“布道”的恒心。他调整好了。

他的电脑里,找得到一所县级中学历史老师的电话号码,那一定是一个不甘现状的一线工作者。他的脑子里,储存着许多正在进行时的人和事,每一个都似乎笼在一环淡淡的理想主义的光晕里。不是囿于书斋的,而是当下的、遍及祖国各地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那种书生气理想。

他和同道们的脸,始终朝向公众,朝向基层的“各种可能性”。这叫,相信未来。

这些年来,没有看到过他愤怒。愤世不难,扭头离去也很容易。难的是,站起身来,迎面走过去。

“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阶层经过剧烈动荡、分化和重新定位,大致尘埃落定、各安其位,确定了各自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我自己的生存空间大致有3个:教育理论研究、环境保护和培育NGO、参与大众媒体。”

政府不是铁板一块

人物周刊:在北京,今天你还爱去的地方是哪儿?曾经爱去但现在感觉不是那么回事的是哪儿?

杨东平:北京是个大地方,有几套不同的风景——供外国人、外地人看的;北京人自己去的;北京会玩的人才去的。当然,现在交通便利了,这种差别正在淡化。10年前,十三陵荒芜颓废的德陵,是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自然之友”也在那里搞过活动,现在已重新修缮,对外关闭了。后海和法源寺也是我爱去的,但渐渐面目全非。

人物周刊:这十多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完成了“绿色”启蒙,今天都会讲“不仅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可持续发展等等,这跟“自然之友”这样一批为大自然请命、传播新知的NGO直接相关。听说你们刚成立时,是在公园里聚会的?

杨东平:1997年春天,我作为“自然之友”的代表,访问了总部在纽约的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EDF),那是一个成立于1967年、有30万会员的著名民间环保组织。EDF的创始人说,他们最初只有10个人和“在客厅里的思想”——必须要干点事。我当时就笑了:梦开始的时候,都差不多。

我们最初只有4个人:梁从诫先生、王先生、梁晓燕和我。这里面有中国最早的生态主义者。梁先生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提议注册NGO,我跟他一起奔走。那时我们常在紫竹院公园碰面,讨论这些事,算“公园里的思想”吧。今天,在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南京、武汉……从可可西里到香格里拉,都有“自然之友”的会员和“干事”。

人物周刊:在滇金丝猴、藏羚羊的保护、都江堰杨柳湖大坝工程的下马、怒江建坝和西部水电开发之争、北京大兴区引进西班牙斗牛、兴建“亚洲最大斗牛场”初衷的改变这些事件中,“自然之友”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总体来看,这些声音在大环境里还是被视为天真、偏激或不合时宜,NGO也是败多胜少。现在您对NGO在中国的命运依然乐观吗?

杨东平:说乐观,太轻松,说“大势所趋”比较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中国社会整体的进步,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日益深入人心。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从无到有,春风化雨。

古人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人生态度。像环境保护、古都保护,我们这些人都是心存着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NGO有一个基本理念:与政府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基层政府,具有各种可能性。政府是需要帮助、不断学习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不是不想做得更好,而是观念有误或缺乏方法。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把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过程视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通过影响舆论和公众,最终影响现实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效的过程,不能只看短期的功利。

2005年底,获《南方周末》好评的9个NGO之中,有两个是我参与创办和主持的。第3个项目“西部阳光公益基金会”也已经成熟,就等分娩了。我自己感觉,我们已经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远了。

走出书斋与回到书斋同样重要

人物周刊:我知道在高校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一部分学者对那些频频曝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同行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杨东平:由于知识分子角色的分化和专业化,许多学者拒绝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在发达国家,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在中国,我深知社会生活中发言权的匮乏,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还是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大众媒体,虽然这经常会成为一种压力,让日子过得很不轻松。

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重大区别,就是人们不再热衷于向领导人进言、递折子,而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向公众发言,为社会发展提供思路。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大众媒体和公众生活,与一些知识分子回到书斋,做自己十分专业的纯学问,是同样重要的。

人物周刊:从《实话实说》到《世纪大讲堂》,基本都是谈话类节目。站在幕后,你看到了什么?

杨东平: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谈话者。谈话方式、谈话习惯不但是一种语言能力,而且也是人格的外化:有理所当然地把演播室变成他会议室的官员;有参与感极强、喜欢长篇大论、兜圈子的大学生;有极富语言暴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侃爷”;还有那些习惯于一人独白、不容人打断和插话的“话痨”——他是一个宣讲者、布道者、演说家,却不是一个好的谈话者……其实,不善于对话、倾听、讨论和交流的人,本质上是缺乏一点现代性的。真正优秀的话语在民间,在儿童中,那是两个较少受到主流文化侵蚀的群体。童言无忌,一下穿透成人社会的世故和伪饰;那些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妇,也总是有出人意外的精彩,让人会心一笑。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杨东平:我认为在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乐观还是悲观的预测是相对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必须真实地投入和参与这个进程——不仅仅是个“前排观众”。这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拯救。我们责无旁贷。

“玫瑰色教育”的破产

人物周刊:学生时代你什么样子?

杨东平:在中学,我一直是个资质平平的学生,后来当了班上的文娱委员,每周教唱一首革命歌曲,可能是觉得我的阶级觉悟太低了,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当时要克服的主要缺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一团和气。我曾经暴露过的一个真实思想是喜欢山水画,很向往古代山林间的隐士生活,招来了团组织的热情帮助。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个画家,最景仰的是上海的山水画家贺天健,但父亲严厉反对。其实,我后来所有的爱好——器乐、文学、摄影、旅游等等,他都反对。原因是政治化的:玩物丧志。我记得画过一幅列宁的侧面头像,有几分像,没想到父亲大怒,认为是丑化领袖,这让我深受打击。上世纪60年代,我这种家庭的子女,正确的抱负和发展的正道,是努力争取入团、入党,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人物周刊:你是研究教育的,有没有反思过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那段时间的教育的特性?

杨东平:“十七年教育”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兼顾严格的智育训练,有人归纳为“接班人教育”。强烈灌输阶级斗争、个人崇拜、集体主义、服从之类的主流意识形态,培养大敌当前,对无所不在的阶级敌人的警惕、憎恨之类的阶级觉悟和情感,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敌人是谁。

另一方面,当时学校进行的人格养成和道德教化,我称之为“玫瑰色教育”。它的好处是赋予人生一种温暖的底色,奠了一层精神的底,所培养的学生大多为人正直,品行端正,艰苦环境里不太会沉沦,也不太会投机钻营。但弊病也十分明显:在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里进行无“我”的教育,培养了单纯、善良的品质,却使我们对自己的成长、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这种教育的代价是惨重的:当我们被猝不及防地推上社会时,几乎无所适从。所有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在粉碎了“玫瑰色教育”的假象之后,在严酷的现实中睁眼看社会,痛苦地重塑自我和社会认知,才得以生存和走出苦难的。

谁也没想到这场狂热持续了10年之久

人物周刊:“文革”开始时,你在做什么?

杨东平:我是高一学生。1966年6月17日是个转折点。那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宣布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高考推迟半年,学生留校搞文化革命,播放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北京第四中学写给党中央的信。全校沸腾,校园里到处是自发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口号震天,到处是欢呼和歌唱。那是从小到大我度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从此不必每天上课,所有学生都成了“职业革命者”。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狂热和疯癫持续了10年之久,彻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人物周刊:都改变了些什么呢?

杨东平:首先是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吧。记得一个多月以后,北京28中的红卫兵来到上海,进驻学校帮助我们红卫兵组织。一天下午,敲大钟,紧急集合,说是附近农村的地主“翻天”了,贫下中农向学校红卫兵求援。我们赶到时,地主一家十多口人已经跪在地上,包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北京女红卫兵的“英姿”,她们用标准的北京话骂着,让地主婆跪在一块砖上,用皮带抽。人要是翻倒了,呼喝着让她再跪上去,继续打。惨叫声声,鲜血淋淋。我们谁都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我心里不忍,申请到外面去巡逻,边走心里边自责:看人家阶级感情多深,斗争精神多强!我的恻隐之心、小资产阶级感情怎么总是克服不了呢?似乎天生不配做一个革命者……那个老太婆被打死了,据说是上海“文革”开始后被打死的第一人。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你怎么看待那种集体施暴?

杨东平:就我在上海的感受,“文革”初期,重点中学的暴力行为明显少于其他中学,在学校中高中的暴力行为明显低于初中,打人的初一、初二的学生比较多。到“文革”中期两派武斗时,暴力则覆盖了不同年龄、学历、经历的各种人,它是“文革”早期暴力合乎逻辑的延伸,是法制崩溃的必然后果,不完全是个人品行可以解释的——当然,个人永远是有责任的。

很多年长者往往觉得不可思议,从前看着温良规矩的中学生,怎么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凶猛暴烈的红卫兵了呢?其实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两者之间的精神通道是不难辨析的。早在1966年五六月“批黑帮”时,校园里已经出现了戴高帽、游街以及各种体罚和人身虐待的暴行,它离公开打人也只有一步之遥。青少年的越轨和偏激行为既源自人性之恶,也有恶作剧之类的成分。这种恶行如果及时制止,显示法制和社会公正的存在,是可以防止事态恶化的,放任自流则意味着怂恿和鼓励。

人物周刊: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以后,你就成“逍遥派”了?

杨东平:是的,很有戏剧性。我记得此前去抄资本家的家时,我们终于看到了现实中的敌人,看到了“阶级斗争”:金条、宗教读物、国民党时代的遗留物,有一家竟然有自己的暗房和放大机!当时我真的觉得“文革”的必要和及时。后来,上海发生了“一月革命”和“康平路事件”,“工人赤卫队”的许多老工人进驻我家,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有打蜡地板、沙发和抽水马桶的公寓洋房。我听到他们啧啧感叹:“看这些干部,修正主义到这种样子,‘文化大革命’不搞怎么得了!”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下拐不过弯来?

杨东平:没有,糊里糊涂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们4个孩子一个保姆,每人每月发15元生活费。我终于趁家长不在时,花4块钱给自己买了一把二胡,渴望已久的乐器,它后来在农村陪了我3年;还不顾家人死活,花12元到黄山旅游了一次。人生的大起大落,当时并没有往深处想,那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周围一大批人的共同遭遇。

人物周刊:3年知青生活,给你留下什么?

杨东平:农村经历对我们这代人是一种相当通透的改变,许多东西已经融进了精神、气质、习性、价值取向和情感的深处,是一种人格的重塑。许多年后,我最自得的别人对我的评价,一是不像干部子弟,二是不像上海人——这两者,很大程度上都是粗犷的北大荒给予的。

对我个人来说,北大荒经历是一种双重补救,不仅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同龄人和上海人。我们这个集体户有23个上海知青,经过许多“内战”和艰难磨合才成为一个大家庭。在那种朝夕相处中,我才真正认识了在上海接触不到的市民阶层和底层的上海人。我是在集体户学会讲上海话的。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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