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从一手创办的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黯然退出,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一个无法与现实和教育体制对抗的失败者

12月18日,阴,人民大会堂前朔风大作。

下午四点,大会堂海南厅内掌声一片。“中国民办教育创新与发展论坛”正步入高潮。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教育联合会将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颁发给南洋教育发展集团(以下简称“南洋”)。

与此同时,“南洋”前董事长任靖玺的万言书《教育炼狱十年》,正像一股潜流,流向中国教育界。

这本小册子全文8万字,详细记录了任从创立到退出“南洋”的经历和思考。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一个无法与现实和教育体制对抗的失败者。

任靖玺其人

1952年,任靖玺出生于山西运城,家庭成份是富农,因此中学毕业之后只能回家务农。但他不是一个甘于底层命运的人,按照他的话来说:“自由市场上的所有东西我都卖过。”

任靖玺说,他的命运完全由于“读书”改变:虽然成份不好,自己还是得到了一份助学金,因此能够顺利读完中学;1970年,他在一个小包工队打工,闲暇时坐在工地上读《红楼梦》,被局长发现,一下子被提升成了“包工头”。他说,这些都是多年以后他从事教育投资的最初动因。

改革开放之后,任通过煤炭生意成为山西省第一个百万富翁。

在1993年从事教育产业之前,任靖玺当过记者,办过报纸,投资过房地产,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煤炭实业。

“任靖玺是一个有非凡魅力的人。”采访过他的记者都这样说,在“南洋”内部,任甚至有些被神化。

据熟悉任靖玺的人说,年过半百的他还有非常性情的一面:酷爱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跑一百五六十迈和人飚车是家常便饭。

任靖玺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相约长谈两次,除了谈他的自述和“南洋教育”,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倾诉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思,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壁垒中的困境。

十年“南洋”

任靖玺开始涉足教育行业是1993年,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有能力出资数千万元平地而起一所学校。

他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太原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发展最高峰时期,“南洋”一共拥有12所学校。任靖玺掌舵期间,以平均每年一所的惊人速度扩张。

这12所学校中,10所是15年一贯制综合学校,两所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任靖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最终下定决心投身教育界,是在1995年:“当时的产业空间很大。做教育形象好,是善举,产品和现金流都很稳定,当时的利润率也比较高。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学生收学费三千到四千块钱,已经有很高的利润。虽然当时不能分配利润,我们可以用解决住房等方法进行。”

最重要的是,“我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很乐观”,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曾经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这下我以为教育是没有问题了,一下子关掉其它产业的所有公司,只保留教育和科技。”

大致与此同时,“南洋”已经成为国内民办教育的老大。时至今日,“南洋”旗下的学生超过一万人,教师2000余人,共占地1800亩,其总资产被评估价值13亿元。

“任靖玺掌舵期间,‘南洋’在全国范围内高起点高投入地高速扩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教育学者张铁林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张是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曾经细致研究“南洋”集团化的教育管理模式。

2003年12月25日,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成为占70%股份的控股方。任靖玺只保留18%的股份。

2004年7月15日,任靖玺将手中18%的股份赠与部分南洋高层管理人员。

9月15日,任靖玺在山西南洋学校召开了最后一次年度校长会议。此后,他彻底离开了辛苦耕耘十年的“南洋”。

一个月之后,蕴含了任靖玺十年心血的《教育炼狱十年》撰写完毕。

他在文中解释离开“南洋”的原因:“理想的幻灭”。

教育理想的现实困境

采访中,任靖玺曾表示反对使用“民办教育”这个称呼,认为应该确定“私立学校”概念。在他的理念中,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理应是国民教育的两极,前者解决教育的公平问题,后者解决教育的差异化需求。

他把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之源归结为,垄断导致短缺和腐败。而高考,就是获取垄断利润的利剑。

促使他最终退出教育行业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他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

“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任靖玺在《教育炼狱十年》中,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民办教育发展列为三个阶段: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21世纪初,哀鸿遍野。

现阶段的“哀鸿遍野”,恰恰发生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中国的民办教育受到法制“促进”的时候。

任参加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整个制定过程,并多次参加人大召开的讨论,也曾为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激动不已。

“当《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促进法’变成了‘促退法’和‘破产法’。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使他选择最终离开“南洋”和教育事业。

在任靖玺看来,根据这两份文件,公立学校以“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的方式进入民办教育市场得到了法律的保证,对原有的民办学校杀伤力极大,也因此导致了“哀鸿遍野”的现状。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学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种学校既能享受公办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无形资产,又能堂而皇之地以民办学校的价格向消费者收费,却可免除民办学校的风险和公办学校的义务。

《中国新闻周刊》于今年9月17日曾经调查扬州“名校办民校”的状况。在全国各地,据估计这类“名校”所办的“民校”已经达到上千所。

“独立学院”,指的是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截至今年,这类“独立学院”已逾300所。

任靖玺说,在这些蓬勃发展的“民校”边,是老民校的累累尸骨。

任靖玺的话,可以为十年来的民办教育聊备一说。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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