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这个时代的教育、写作和启蒙

傅国涌:这个时代的教育、写作和启蒙

——2012年7月20日在东山岛上讲

                   

感谢《教师博览》提供这样一个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机会。

首先,我们要清醒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虽然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但未必都有清楚的认识。不久前,我和一位企业界的朋友跟一群年轻人对话,她对这个时代的有个概括,我觉得非常好,她说自唐代以来,有一个规律:凡是经济繁荣了,一定会出现四个现象:第一,富人们一定开始消费奢侈品,所以中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第二,收藏品市场空前活跃,有钱人会把钱都投入收藏品市场,收藏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茅台酒。第三,这些人在富起来之后,也会做些小慈善,献一点爱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演,一种作秀,是让自己内心获得满足的一种手段。第四是养生,对身体越来越在乎了。

这四个现象,我觉得概括得比较准确,也是我们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沦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上至总理,下到平民,在这一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温家宝经常对中国的道德问题深恶痛绝,而且他也知道无药可救,所以他不断地“仰望星空”。但是星空在哪里?星空在我们的心里,星空在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里,教育担负着把星空找回来的使命,在诸位老师的身上实在肩负着一个民族的重责大任,唯有教育改变了,这些问题才可能慢慢改变。

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不少人因为社会不健康而自己选择种菜,吃自己种的农作物。每次和朋友们一起在饭店吃饭,免不了感慨一桌子的菜,有哪一个才是安全的呢?农业部高官公开 说,中国的蔬菜、粮食如不使用农药,中国人就要饿死。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实问题,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时代。

如果从1949年算起的话,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中国人都在搞阶级斗争,是搞政治的三十年;1978年以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搞经济的三十年,搞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去年,我们已经成为GDP第二的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谓“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中,中国是龙头老大。中国已经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的经济滑下来了,而且眼看以后不太有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高速状态, 中国过去增长的条件,比如资源、劳动力等,都不再有优势了。未来的二、三十年,很难再指望和以前一样容易赚钱。企业界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资源都快挖掘尽了,廉价劳动力,都快用尽了。接下来的三十年,我们将要面对重心的转移,就是搞社会的三十年,社会建设,或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要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健康社会的前提就是要有健康的教育。所以,教育是社会建设或者中国未来的基础。

未来的三十年,教育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凸现出来。其实,即使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来看,对教育的批评,其尖锐性有时还高于像《教师博览》这样的教育类杂志。我曾写过一篇批评教育的文章《思考课代替不了独立思考》,观点也非常尖锐——全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没想到过几天被《人民日报》转载。包括电视,许多媒体对教育现状基本上都是持否定的态度,许多人用脚做出了选择。从事教育的朋友身在庐山当中,有时候反而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

社会有毛病,教育不健康。要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健全的教育,就像人需要健康的身体。昨天在厦门跟一个在大学任教二十八年的朋友李琦兄聊天,他感觉教育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他说写了一篇文章《如今学生不读书》,会考试不是读书成了大学生的常态。原因是教授不读书,教授弃书在前,学生跟着弃书。这就是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讨论教育的问题,起点当然是批判性的,但只有把终点落在建设性上,我们的批判才有意义。我想提出三个词:平台、精英和团队。

《教师博览》作为一个杂志,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平台,网络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平台。我知道,今天教育中有一点活跃的力量,有一点生命的力量,基本上都是通过杂志特别是网络慢慢凝聚起来的。比如,原来的《教师之友》杂志和教师之友论坛,一批有理想、有实力的年轻教师在这里碰撞、成长,彼此成全,渐渐发生了一些影响。比如,张文质他们的“1+1”网站,生命化教育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慢慢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个词精英,过去我们对这个词有很大的误解。去年,在腾讯网的“燕山大讲堂”,有听众问我什么是“精英”?我给“精英”下了一个新的定义,精英不是指有钱的、有权、有名的人,精英最关键是要负责任,对这个社会承担责任,对民族的未来承担责任。他可以是工人,可以是从事任何一种社会工作的人——只要他愿意对这个社会承担责任,并有能力承担。精英不是根据权力标准、金钱标准、社会地位来界定的,而是根据他能不能负责任。自古以来,支撑中国两千年的精英就是士绅。这些士绅,都是有土地的人,读过书的人,但他不是因为有土地或读过书而成为精英,而是因为他能承担责任。一个人,如果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责任,只管自己吃饱了,他不会成为精英。有权证明不了什么,有钱也证明不了什么,每个人都必须以的言行来证明自己, 赢得他人的尊重,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关键是负责任。

没有平台,精英缺乏表达的空间;有了平台,精英就可以冒出来。刚才我强调了精英负责任的一面,另一方面精英要有足以安身立命的支点。一个人没有专业或技能,同样不可能成为精英。精英总是有自己赖以立足的某一个领域,他可以是一个教师,一个记者,一个编辑,一个律师、一个作家、一个科技工作者,当然也可以是一个修车匠、一个技工、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售货员。无论在什么领域,只要你能做得好,吃自己的饭,就是一个具有生活的支点。在这个基础上,具有社会关怀,能够负责任,就可以精英。这是个一体两面的关系,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有些人,也许专业做得很好,但是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更谈不上承担责任,那就算不上精英。我觉得关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行动上,如果你有充分的时间,充分的精力,也有足够的能力,你可以用行动关心。另一层面,是用自己的内心去关心,默默地关心,社会上发生的事,即使与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你基于人类的同情心、怜悯和爱,你会去关心,哪怕不是通过行动表示。

教育其实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如果仅仅把教育限定在学校教育上,未免太狭隘了。中国开始出现“有闲阶级”,有钱又有闲,愿意花时间读书,也愿意关心这个社会。在这个人群之中,可能会出现未来的中国士绅式的人。今天中国需要恢复精英阶层,士绅阶层,在晚清之前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支柱,进入民国仍在发挥作用,六十多年前最终被疾风暴雨的革命摧毁了,在这以后中国其实没有精英了,只有单位人,只有干部,或者说只有职务人。一个人要是没有职务,就不会发生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因为这个职务,离开了这个职务,也许就什么也不是了。过去的中国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官员只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要靠士绅来管理的,如果没有威望,没有能力,没有负责任的自觉意识,他是没有办法管理地方的,他依赖的不是职务。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有可能重新造就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他不一定是官员(也可以是官员);他不一定是富人(也可以是富人)。如果出现了一批能承担责任的精英,那么中国的改变,包括教育的改变,就会有了一个起点。

我想说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团队。精英如果是单个的、孤立的,原子化的,很容易被平庸的社会淹没。社会就如茫茫大海,每个人在其中就像泡沫一样,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很快就会消失了。如果精英之间有沟通、有对话,逐渐凝聚起来,形成团队,就可以形成一张网络。过去的中国,像圆圈,有一个圆心,不断向外发射,信息也这样向外发射。圆心外面套一个小圈,外面再套一个中圈,再套一个大圈……无限的圈。而今天的中国,像一个渔网,每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每个结点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整张渔网的改变。 互联网时代的这张网,真正可以说是天罗地网,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才有可能达到。在这张大网上,精英就是一个个结实的结点,互相之间可以相互呼应。这样,精英就能形成团队,有力量,有生命,并能对整张网形成辐射力。今天的时代,平台、精英、团队,都在形成当中,我想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民间色彩的“生命化教育”, 是这样的一个团队,示范性很强。当然,任何团队都是从个体的精英出发的,没有

我记得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曾经说,我改变不了中国,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去影响我的学生。(大意) 某一个教授在自己课堂上的改变或许微不足道,其影响非常的微小,但是他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昨天我看到《教师博览》文摘版(2012年第7期)的封二人物吕栋,他是浙江桐乡的一个高中语文老师,他也说了一段相似的话,他说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可以一点点的改变课堂,在我的课堂里把健康的信息,尽最大可能的透露给我的学生。虽然学生要高考,非常紧张,但是老师在课堂之中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两个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中学老师,他们的话意思是相同的。吕栋说,他觉得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做好一个体制内的普通老师。他跟大家一样需要靠学校发工资,计算着优秀率、升学率,但他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教师在课堂里进行一点点的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算难。很多人评价那种有点自己思想的老师,总习惯把他们当做是不可复制的神话,或者是另类教师,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一点点的改变,不需要太多。比如你在教学生的三年当中,推荐了三本书,也许就改变了某个人的一生。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就受益于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从而把他的整个人生轨迹给改变了。 一篇文章、一本书在他身上可能将埋下一个巨大的核能,将来一旦爆发出来,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我们的课堂的确还是有一定的自主发挥空间,你需要做的不多,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

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的教育,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我关注的重心从大学开始,到中学,现在又往小学,一直在下移。去年我编了一本书《过去的小学》,关注晚清、民国时期的小学是怎样的;此前过去我编过一本书《过去的中学》,关注晚清到民国的中学是怎么样的。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现在的关注点也都在往下移。去年,《读库》主编老六将1912年的小学国文和新修身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影印出来了。从这套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语文从教科书层面来讲,曾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当年的教科书是由什么人来编的,编到什么水平,提供了什么样的讯息。比如,第一课就是《人》,上面画了一家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站有坐的,也有抱在怀中的,非常温馨。第八课是天地日月。从认识人到认识自然,从认识身边的事物一步步开始,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外加的东西,而且都是从孩子的认知角度出发的。

目光下移的过程,其实就是试图为未来打造一个新社会的基础。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已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阶段,未来往哪里去?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今天,正在发生的很多大事,都在提醒我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中国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未来往何处去?甚至还没有清晰的方向。过去我们总是想,能主导方向的一定是权威。但是今天我想,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每一个鼠标都在推动着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推动社会往健康的方向演变的主体力量,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精英,愿意承担责任、并有能力承担责任的那些中国人,我尤其想强调——普通的中国人,精英在我看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普通人。

刚才我提到了吕栋老师,包括许多我认识的中小学老师,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精英的样本,他们都是普通人,做着非常平凡的职业,天天都在上班,但是他们都读过大量的书,从小到大阅读量非常大,视野开阔,判断能力非常强,而且跟这个时代是完全对接的,社会上发生的问题,他们了如指掌。虽然他们天天待在课堂上教孩子,但是对这个时代一点都不隔膜,我认为他们就是精英,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能继续往前走的基础。

《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在抗战时的重庆说过一句话,随便伸出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窟窿。他的意思是问题太多了,随便在哪里都能发现。从根本上说,想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从教育入手,教育是树人,重新培育一代人、二代人、三代人,中国也许就变成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意义不是政治上的,政治上的新中国可以通过改朝换代来达到,社会意义上的新中国必须解决人的价值观,人的素质,人的道德等问题。这不是一代人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重新造就几代人才有可能解决。80后都已经要做爸爸妈妈了,90后有一些指望,但指望不太大,真正的希望应该寄托在2000后身上,他们有可能遭遇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儿子是90后,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就是一个不断把他的创造力、想象力卸掉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就是把一个人的天性抹平的过程。对此,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他小时候不认字的时候,就会写东西,用拼音写,充满了儿童的想象力,到了小学还行,到了初一还马马虎虎,从初二开始慢慢就不行了,到了初三完全不行,对语言的灵气、想象力、创造力都被抹杀掉了, 老师提供的标准答案,老师提供的作文话题,恰恰是跟他的天性相对抗的。也许这是每一个做老师的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我身边有许多中学老师,大家可能知道郭初阳,他就是因为实在接受不了应试教育模式,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毅然辞掉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教职,离开体制,但他没有离开他心爱的课堂,他成了一个独立教师,抱着“中国人、世界心”,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

胡适当年经常跟青年人说,你首先将自己铸造成器,方才有益于这个社会。这个“器”字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汉字,上面两个口,下面两个口,“器”可以表示器皿,器皿就是有用的、有价值的,首先将自己铸造成器,完成了这一个过程,同时将自己的能力贡献给社会,让这个社会因着你的改变而有了小小的改变。每一个人都做自己一点点,这个社会就慢慢的改变了。

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怨天尤人。中国人特别容易埋怨、抱怨,总是牢骚很多;其实,与其埋怨、抱怨,不如躲到一个人家不注意的地方,扎扎实实的站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起点上,默默地去做。包括郭初阳的“越读馆”,包括蔡朝阳绍兴做的那些事,都是非常扎实的事情,我相信经过他们训练的孩子,未来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精英,因为从小就受到这样好的熏陶,这样好的启蒙,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老师,有直接的生命的交流。

中国过去的教育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师徒教育,这个师徒教育是有体温的,是有生命和生命的对接的。今天的大学都在郊区,一辆车子将老师拉过来,上完课之后又拉回去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基本上已经没有私人来往,冷冰冰的高等教育。这种冷冰冰的教育造成的后果就是人都很冷漠,就像一堵墙将彼此隔离开来。

社会是人的社会,只有改变人、重造人,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得到改变。一个健康社会的造成,有赖于一个个健康的人的出现,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造就人。在《教师博览》创刊的时候,我记得写过一篇《中学教育的独立性》,我们往往将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地位降低为大学教育的预备学校,似乎小学是不重要的,它只是为了升中学而存在的,中学也不重要,只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尤其是升重点大学而存在。我们所有的名牌中学都是为了北大、清华而办的,今天北大、清华只是为美国的名校做预备学校,也就是说,中国人实际上是在为外国人预备人才,而不是为自己培养人才。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中学、小学的定位有一个错误的幻觉,以为中小学都是不重要的,不独立的。而这件事情,过去是清楚的,我们知道,过去的教育不普及,很多人读了小学就不读中学了,而读大学的人很少,所以把中学看得很重,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的最高学历了。小学和中学老师的地位和尊严都能得到保证。一个人在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一张“脸”,就是体面,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在社会上没有尊严感,得不到尊重,哪怕你赚最多的钱都是没有用的。现在中小学教师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地位,什么时候恢复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比如跟企业家是平等的,跟律师是平等的,跟医生是平等的,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有转机了。这是一个正比例的关系,一个人得到了尊严,他就会付出;如果他在这个职业中得不到尊严,你不会全力以赴的。

我相信中国的中小学教师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全力以赴,因为他在这个职业当中没有得到生命的满足,职业就只是一个职业,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所以,我让我要改变教育,就需要改变教师的地位。但是这一点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因为这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我的想法是,在环境没有改变之前,我们只能改变自己。你让自己有尊严,你让自己有体面,就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

我常常想,教师就是教书育人,“教书”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儿,是他的立身之本,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很难让社会认识他,教师同样要对社会有所关心,至少要了解社会,不能说社会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只会做练习题,这样的教师一定是不合格的——当然,在应试的体制之下已经是够合格的了。有些学生读的书比老师多,老师不读课外书,不读本专业以外的书,那学生就超过他了。我觉得中小学当中应该产生更多的精英,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让社会改变对中小学老师的看法,重新确立他们的地位,成为重建社会的中流砥柱。包括中小学的校长,尤其像南通凌宗伟校长这样有想法的——我认识他不久,上次在哈尔滨,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他挖掘出了一个人:刘百川,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是民国时代江苏的一个教育家,小学校长出身,1931年在镇江一个小学当校长,留下了《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这个日记你看了就知道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校长就是一个教育家,他对于小学应该怎么办,思路的缜密,对教育的诚意,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从教育本身的规律出发,在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的鲜活思考,一天一天的记录下来了。

凌校长就把刘百川这个人挖出来,跟刘百川的儿子有很多的对话,然后写了一篇12000字的长文,将一个教育家的思想都梳理出来了,太精彩了!如果不是因为凌校长这个有心人,刘百川就被淹没了,大家都没有听说过,我以前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在永嘉、海宁当过教育局长,以及多次小学校长的,叫王人驹。过去的教育家不一定是身在高位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学校长,但他是教育家,他有很多教育思想,有很多第一线的教育实践,并记录下来,进行了整理、归纳、综合。所以,那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在日本入侵、国共内战、军阀混战当中都没有掉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的科学家,除了极个别的,大多都是1949年以前受的大学教育。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世中能有这样的成果,证明那时的教育是成功的。

面对今天的现状,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的话,我想首先应该是话语的改变。因此,语文老师的重要性,是超乎其他学科的,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但现在的很多语文老师,包括一些很红的名师,我概括他们的问题,就是两个词:第一,太浮浅;第二,太抒情。前者是于丹式的,后者是余秋雨式的。

于丹、余秋雨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代表了这个时代最浅薄的一面,最没有文化的一面。一些中小学名师,无论课堂还是文章,你会发现,他们的用词比较华丽,但是在华丽背后却没有内容,一片空洞。这是我们现在教育的问题,门面上都比较好看——教学楼建得比以前漂亮多了,声光电化,硬件硬得很,但是事实上在进步当中退步了。进步是技术性的,退步是价值性的。他们太注重技术层面,具体来说,就是让人感觉很有卖点,缺少的是生命的对接,生命的交流,也就是没有把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没有把真实的思想呈现出来,真正的好课堂,就是让学生明白老师的意思,理解老师的意思,中间有对话,更有内心的交汇,如同一条血管,如果没有这条管道,你课讲得再好也没有用。

今天中国的很多特级教师也是很有想法的,但是受这个体制的约束,可能多数的特级教师都是技术性的,而价值性不够。我看到王木春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讲到了《燃灯者》里面的一个观点,我很欣慰在中国的特级教师当中还有人明白周辅成的微言大义。在中国的教师当中,特别是校长当中,特别需要能读懂《燃灯者》、《巨流河》的人。这个时代好书太少了,垃圾太多了,要筛选出好书来滋养自己,装备自己,并推荐给朋友和学生,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今天市场上的实用书远多于有价值性的书,实用性和价值性,有时候是矛盾的。当然,实用性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实用性只是“地面上”的,我们还要有“星空”吧?只有土地而没有星空,人照样是没有办法存活的。人的存活需要天和地,你不能光盯着地上的这点东西。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目前中国的教育太注重技术,也就是“术”,而不重视“道”。中国今天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道”的时代,无道而有术,那就可怕了,我们过去讲的“道统”、“学统”都没有了。重建“道统”、“学统”是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大学、中小学都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的小学可以有钱穆,可以有叶圣陶这样的人,在中学可以有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60多年来,在中国的中小学中产生过这样的人吗?如果没有,那就证明我们教育的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提供这样的空间、机会、土壤,让这样的人能在里面出来。我觉得“道”要比“术”重要,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就是要从话语入手,就是话语的转换。我不是说余秋雨的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说于丹的口才不好,原因是他们的那套话语——落后、陈旧、矫情、媚俗,骨子里的谄媚。

话语转换是需要付出的,是需要心力的。刚才有人讲到写作个性的形成,其实就是话语的问题,你用什么样的话语去写。鲁迅的东西拿出来,把他的名字抹掉,你一读就知道是鲁迅写的;徐志摩的东西拿出来,把他的名字盖掉,你一读就知道这是徐志摩写的,第二个人写不出;张爱玲的东西就是张爱玲写的,不可复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表述体系。

如果一个时代,做教育的人找到了一套新的话语表述方式,用跟前人不同的话语来说话、写作,这个时代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知道中国一百年来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发生在1911年前后的那三十年,最关键的一个人物是梁启超,他把中国人的话语方式改变了。他通过大量的文章、著述,把中国人说话、写字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将他写的文章叫做“梁启超体”,或者是“新民体”,以后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学他的,包括胡适,包括鲁迅,甚至早期的毛泽东,毛泽东的白话文都是从梁启超那里变出来的。

这就是话语转换,他把话语转化了,整个社会也就改变了,因为话语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整个思维方式的改变。我非常赞同胡适在1929年梁启超死的时候给他做的评价:“文字收功,神州自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我们看到一百多年来,中国要是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人,梁启超恐怕也是候选人之一,因为他从日语里面过来很多新名词今天都在使用,比如“群众”、“干部”、“政党”、“道德”、“社会”,等等。这些词原本我们没有的,或者原来有,但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还是他的那套话语体系。当我们说话、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使用一套新鲜的话语,事实上社会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老师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在课堂上用一套陈词滥调跟学生去讲,学生听了沉闷,没有新鲜感;但是你用一套新的表述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一切都改变了。郭初阳的课能够得到孩子的欢迎就是因为他的表述常常异想天开、出人意外,让我们成年人都大吃一惊。他可以给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上哲学课,讲苏格拉底,上得深入浅出,可以让每一个人听懂。他的课堂特点是让每一个孩子发言,那个话筒是轮流递的,像我们今天一样,要转过一圈,当最后一个人说完话,话筒再次回到他手里时,课堂就基本结束了。 我觉得他在话语方式上找到了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他不是为应试服务,但是真正的语文,是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

教育写作也是写作的一种,好的写作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思考和内心、真实的生命表现出来,生长出来的才是好东西。我记得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一句话——文明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设计出来的,文明是生长出来的。 这是一句非常奇妙的话。人类的文明历史表明,所有成功的范例,先进的社会,都是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未来的好的社会也一定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跟我们的生命有关,是一些走在前面的、有思考的、有投入的、有活力的个体,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浇灌在这块土地上面,这块地上的植物就生长出来,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不是一个空降的过程,空降的东西是靠不住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大家都认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不安全感,我想送大家几个词。 一个叫“不慌不忙”。 另一个词是从湖南人黄兴那里学来的,湖南人有句口头禅叫做“慢慢细细”,也是不慌不忙的意思。我说的是不要着急,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百年的文艺复兴、两百年的启蒙运动,有五百年的铺垫才赢来了19世纪以后欧美的昌盛繁荣, 在20世纪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挫折,中国到今天为止只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 唐德刚说两百年才出历史峡谷,当然,这不是一个准确的、具体的数字,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但我想说的是,人家经历了五百年才建立了今天的社会,我们把清朝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我们也经历了打败日本侵略的十四年的战争,我们又经历了大量的动乱、浩劫,当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虽然看上去问题很多,实际上从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看,也算不了什么。

我喜欢讲一句话,历史是一个过程,生命也是一个过程,历史是链接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一个链条,我们都只站在一个历史的时间结点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我们所做的其实是为子孙后代留一点好好活的空间,我们现在的资源已经快枯竭了,只要是有资源的地方,中国人都是挖空了心思想把它挖出来。我们对资源的态度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或是近代以来的、新的、本土资源的开发是远远不够的,我为什么关注民国,因为民国可以让我们今天找到一些新的资源。民国的资源对我们来说是过去的,是旧的,但是当你把这些资源找回来的时候,却是全新的东西。任何一个时代若是要往前走,就需要参照系,没有参照系,一个人从零开始往前闯,这是多大的浪费啊!每一代人如果都从“零”开始,像我们都从“零”开始,连一二三四都要我们去创造的话,那你要走到这个文明程度得花几千年。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过去的资源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肩膀,让我们不要去从“零”开始,而是从“一”开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些个“零”,人们都在疯狂的抓“零”,多一个“零”意味着扩大十倍,但是假如你抓到了所有的“零”而前面没有一个“一”的话,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说是重新寻找资源,就是寻找那个“一”。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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