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领:家庭教育的秘诀——要唤醒孩子的自我意识,使孩子成为自己(二)

柯领:家庭教育的秘诀——要唤醒孩子的自我意识,使孩子成为自己(二)

一、家庭教育的风格

我把家庭教育的风格主要归纳为五种类型——民主型、溺爱专制型、溺爱型、专制型、放任自流型。我曾经和在美国的一些华人讨论过中国家庭教育的风格问题,从中得出一个仅供参考的结论:西方人的家庭教育大约80%采用的是民主型。

据我观察,西方人与孩子的关系多数是“非占有”关系,西方人大多没有“望子成龙”与“望女成凤”的要求,比较尊重孩子自由玩耍的天性,尊重孩子的个人愿望与人生选择,让孩子成为自己,大约20%采用的是专制型或放任自流型;而当代中国人的家庭教育大约80%采用的是溺爱专制型。

据我观察,中国人与孩子的关系多数是“占有”关系,物质上极大满足孩子,精神上用中国式的“语文、数学、英语”来普遍折磨孩子,重视知识灌输与学习成绩,望子成龙与望女成凤,比较不尊重孩子自由玩耍的天性,用家长的个人愿望与人生选择主导孩子的个人愿望与人生选择,孩子成了实现父母愿望的工具,大约20%采用的是民主型或放任自流型。

为什么“溺爱专制型”成了中国人家庭教育的普遍风格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独生子女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不遵守这个制度,就有可能被社会陶汰,从而造成了学校作业的压迫与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要求过高的压力,落后的应试教育制度与单向度的教育内容是总根源。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其核心的价值观是一致的,重视国家、轻视个人;重视群体、轻视个体;重视共性、轻视个性,国家整体的风格是轻视自我,甚至消灭自我,国家基础教育系统培养的是服从国家价值体系的善于考试的人。中国应试教育的现实是,人口多,竟争大,基础教育偏重智能训练而轻视人格培养,因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把人当成“读、写、算”的谋生的工具主要测试的是语言智能与逻辑数学智能,培养的是“工具人”而严重缺少“文明人”的培养。所以,中国创新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国家创新体系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为缺少自由玩耍、缺少强健的体魄、缺少公民意识、缺少人文教养、缺少高贵的心态、缺少自由选择、缺少自我、缺少自我实现,就没有个性、没有浪漫、没有创造,也没有人生的乐趣。看一看欧美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文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中国学者方朝晖在《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一文中向我们描述到:“欧美文化把人理解为一种连续、稳定、自主、边界确定、独立于环境的的实体(entity),这个实体拥有一系列内在的个人属性(internal, personal attributes),包括爱好、动机、目标、态度、信念、能力、主观感受等等,并正是由这些属性支配、决定和影响着个人的外在行为。在这一基础上,每个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特的自我(distinctive self)。具体表现为,在欧美文化中,父母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意识。调查发现,有64%的美国母亲和只有8%的中国母亲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意识。美国中产阶级从婴儿起就让孩子与自己分开睡甚至分屋睡。在学校里,孩子们需要学会自己表达自己,自己描述自己,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儿童的课程设置也是为了开发每个学生的独特潜力,强化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感”,所以已经“个人主义化”。

美国孩子们养成了“对于一个‘稳定不变的我’的欲望”(desire for a consistent self),这个‘我’是完整、稳定、不可分割和独立于周围环境的。例如,他们认为,一个人换了一种场合就隐瞒自己原来的观点,是“自我没有稳定性”(consistency)的表现,说明一个人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

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孩子们从小学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养成自主(self-determination)的习惯。表现为被鼓励或要求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中获得自我的认同感,包括对自己的食物、衣服、冰淇淋、洗澡时间、发型……等等生活中所有方面的事情上自己进行选择和决定。孩子们被鼓励对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细小的事情,由本人亲自决定。“你是现在就睡呢,还是先洗个澡再睡?”一个独立而自主的自我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让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自我选择而展开的,在超市里,在餐厅里,在所有的购物场所,人们被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并由此展示、确认或表达他们的独特自我。“Help yourself,”美国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我的独特感,和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意识。这种个人主义型的社会性及自我模式(individualist model of sociality and the self)在社会心理学的绝大多数领域中被或公开或潜在地使用着。

但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人的概念颇不相同,认为“人”从根本上就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方按:在中国古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前辈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曾子临终时“启予手、启予足”之说;历代的国君也都把保存好家业或者说祖宗之业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责任),注重同情心、互助、依附、亲情、等级、忠诚、尊重、礼貌。因此,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与他人处在“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之中,社会关系、角色、规范、集体团结比个人的需要更受重视,对一个人的期望是他能够调节自己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为自己所在的组合、集体、机构或国家而工作。这种相互依赖型的人(the interdependent model of the person),以他人或群体为本位,倾向于认为那些我行我素、自我中心、刚愎自用的人幼稚和不成熟。

在美国学校里,好学生的衡量标准是能干(good performance)、发挥自己独特的潜力;而在日本学校里,好学生的标准则对每个人而言完全一样:心地善良、有恒心、热情、帮助别人、非常刻苦、勇于自我批评等。西方文化要人们“认识自我”(know thy self),而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则要求人们忘我(ignoring and transcending oneself)。

东亚社会里,母子亲密接触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同浴、同睡;在其他类型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中也有类似现象(方按:朋友关系亦然)。在欧美文化中,人们被鼓励大胆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许多东亚社会,人们要学会“倾听”别人,解释别人的意思,而不是表达自己。“多听少说”, 甚至不说,在东亚社会中受到重视;人们被教育要学会适应社会、理解别人,以他人为导向。日本的母亲在孩子需要作决定时,往往不是问孩子自己的倾向是什么,而是往往代孩子们决定和办理。日本人或东亚人往往以情感的态度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以理智的、关心原因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是一种移情(feeling and empathy)思维。

例如,在一项实验中中国的大学生比美国学生在“理解”一群鱼的感受方面多得多。在东亚社会,“道歉”,甚至是不问原因、不管自己是不是真错的“道歉”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谦虚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有助于与他人交流和建立关系。“害臊”(shaming)是东亚社会中教育孩子时常用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以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系的Richard Nisbett等人领导的比较研究发现:与西方相比,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具有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即关系性、处境性和相互依赖性)等特点,可以得到大量心理学实验的支持。Richard Nisbett在《思维地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将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代表的东亚思维方式归结为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三个特点,即对关系、处境和相互依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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