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章立凡: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主持人】:同学们久等了。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可以来到深圳大学,我是本场活动的主持人,也是凤凰网博报的一名编辑,大家好,初次见面。

很幸运,我们其实为这个活动已经准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关注深圳这边的天气,来这边之前看都是大雨,马路上都是积水,我们担心飞机可不可以正常到这里,可不可以在这里成功举办我们的活动。老天还是很眷顾,很荣幸进到这所大学,首先欢迎今天到的三位嘉宾,深大管理学院团委书记曾永乐老师;凤凰网博报频道副主编李志题先生;主角章立凡老师。

今天活动开始之前,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凤凰博报,请看大屏幕。(视频播放)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有请凤凰网博报频道副主编李志题先生为大家致辞。

【李志题】:站在这里面对大家,首先我想对大家表示几句感谢的话,我来到深大的第一天晚上就有幸围着你们的校园转了一圈,我除了感受到深大校园的漂亮,更看到大家身上洋溢青春的朝气,而且是特别清醇质朴的感觉,而不是像很多我在北方大学里看到的老油条的感觉。我因为在北京呆的时间比较多,对那边的学生了解多一点,来到深大感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可能在进入会场的时候,我进入会场放的那一段视频是我去年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举办的,当时有请的嘉宾是闾丘露薇和笑蜀,我看到那段视频,我感到有点激情澎湃。当时现场学生表现出的睿智,让我深深的折服。我没有想到南方的学生会这么的有活力,这么让人感觉与众不同。

我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大家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今天晚上对我们活动的感受会和去年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活动一定会和去年一样的成功。我相信章立凡老师的演讲和之后与大家的互动同样是精彩纷呈的。今天我们还带来了十几本书,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小礼品,这十几本书已经由章立凡老师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里面也收录了章老师的文章,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冲动想把这本书带回去。今天晚上就请大家积极的参与微博互动,积极的参与现场的提问,我相信表现最好的同学总能在今晚圆了自己拿到书的理想。

我们这本书就叫《给理想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几十分钟的时间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下面我不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期待今天晚上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志题,接下来有请这次活动给予我们很大支持的管理学院的团委书记曾永乐老师(音)。有请。

曾永乐:没有组织学生感兴趣的讲座是老师们的失职

【曾永乐】:尊敬的章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首先非常荣幸,我们凤凰网的校园行选择我们深圳大学作为其中的一站,尤其我们更加要感谢章立凡老师亲身莅临我们深圳大学,让我们除了有机会,在微博上跟这样一位名人交流之外,今天晚上可以面对面的和他进行亲身的交流。今天晚上除了我们的同学还有我们的老师,尤其像传播学院的郭教授等几位老师都来了,可想而知今天这样的讲座很难得,除了同学期待我们老师也期待。

章立凡老师大家了解他,可能通过微博比较了解,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认为章立凡老师本身的家庭史就是一部中国史其中一个方面。因为章立凡先生的父亲章乃器老先生就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是中国近现代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老先生也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一位民主人士。

我们请到这样层次的,有这样经历的一位人士跟我们同学做一个交流、介绍,可以说应该是从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角度重新的了解和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我经常听到一些老师在谈论的时候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深大的同学不大喜欢听讲座,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关起门来讲,也不怕在章老师面前献丑。

我们举办一个讲座要求同学们参加一样,我这话说得比较坦白。但是我更加认为责任不在大家,在我们,在于我们有没有组织大家期待的人士来给大家开讲座,能不能组织到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作为讲座的讲题,应该说首先责任在我们,不在于同学们喜不喜欢。如果我们多组织这样一些主题,我想听者甚众。管理学院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我们也努力争取有水平,流行的话是有档次的讲座,让大家在课余接收到更新鲜的知识,也加深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

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快一点听到章老师的演讲,在这里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再次感谢凤凰网,再次感谢章老师和其他兄弟学院的老师们支持我们的活动,感谢大家。

网络上越是被禁止的东西越容易吸引大家去看

【主持人】:谢谢曾老师。接下来请出我们的主角。在老师演讲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的方式进行微博互动,在这期间我们会在抽取微博上的问题跟大家或是跟老师进行现场的交流,同时在活动的最后我们还将在微博中抽取今天的几位幸运观众,送出我们的小礼品《给理想一点时间》,接下来有请主角章立凡老师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有请。

【章立凡】:同学们好!我今天下午才过来,在这之前我曾经跟主办方有一些沟通,我说我是很愿意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的。而且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觉得我好像年轻了好多。我们这个话题怎么说起来的呢?我做点交代,本来商量的时候,凤凰网他们说您是研究近代史的,是不是给同学们讲讲北洋军阀史,讲讲他们不太了解的。后来我想,是不是可以聊聊我们大家都共同经历了的“历史”。

已经凝聚的历史,你们上网可能就能查到。有一些历史,是不知不觉地从我们的经历中逐渐地凝固下来,变成历史的,这其中就有互联网。我可以这样说,我算是一个资深的网民,我的网龄大概有15年,我是1997年开始上网。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我大体是经历了。我以前常这么讲: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你昨天经历的事情,它就逐渐在凝固,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归到历史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都会走进历史,包括我自己;也许哪天我就跟你们大家都告别了,这个没有办法,是自然规律。

我想从我作为一个网民的经历谈起,谈我自己思维模式的变化。也许我抛出的这块砖头,能引起各位的一些思考,然后我们就互动,其实我更重视的是互动。

我先说说我自己当年是怎么学习的,大家都说现在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但是学习的方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和互联网出现以后有非常大的区别,对我这种同时有两种经历的人来讲,几乎是有颠覆性的。1979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记笔记。

我们那时的写作就是爬格子,在400字的稿纸上写,我写作都是一稿、二稿、三稿、四稿,我都要重新写一遍,这种写作方式,现在大家不会采用,除了一些老先生还这么写。到1997年,这一年我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我开始上网了。我上网的时候还是很原始,是用电话拨号上网。那时稍微早出现的东西就是手机,在 9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一开始是像半块砖那么大的手机,然后逐渐缩小,接下来才有上网。

我那个时候上网,说实在的,那个网络是一片蛮荒,或是完全是江湖。你在上面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的规矩,也没有防火墙、金盾工程,这些都没有。坦白地讲,我也看了很多以往非常禁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黄色网站之类的,也确实看了。

这个没有办法,那时我也只有四十多岁,还不算老。但是有很多的思考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忽然发现人可以通过网络走出国界,互联网这个东西是一个两头在外的东西,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什么护照,什么这一套出国的签证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了,只要大体上你会一些外语,你又会汉语拼音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本事够,你能搜到你想要的东西。我刚刚上网的时候,除了雅虎以外,还没有像Google这样的东西。那时搜索还不是很方便。后来金盾工程出来了以后,有网络长城了,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有些网站我访问不了了。刚开始采取的办法就是用代理服务器,那时候我们现在常用的几种翻墙软件还没有出现,主要的办法就是去找境外的代理服务器,通过它就翻过墙,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心态,就像儿童一样,你越不让我看的东西我越想看,其实我对不让我看的东西,本来不是很有兴趣。只不过因为是大人不让看,所以我反而要偷着看,就是这么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怎么来的?我后来自己也做了一些反省,好像人都是这样的,包括看A片也是这样的,都是大人不让做的事情,一定要偷偷的试一试,包括吃禁果也是一样。

这个事情我后来又有一个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人家管着?谁有资格来管我?我开始反思,管我的体制是不是也需要适应、需要与时俱进,不能总停留在平面传播的时代?我发现互联网这套管理体制,实际上是跟文革前包括文革后一段时期,没有出现互联网的时期相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平面媒体上获取资讯。管理只要卡住了源头就行了,只要变不成铅字你就传播不了,那个时候的管理是比较简单的。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治学和思维模式

自从出现了互联网以后,它是有颠覆性的。我在想,这种颠覆到底有什么特征?简单的来说,我在刚刚进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抄卡片,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一些史料上来。我们主要的功课就是抄卡片。抄卡片这种治学的方式,用史学界位前辈范文澜先生的话讲,“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那个时候由于资讯的匮乏,你获取资讯的周折比较多。我们很难得有一本好书,你一定要把它读透。而且要写读书笔记,要做卡片。所以那个时候的做学问不像现在,现在是你有非常广泛的资讯来源,你上网一搜,主题词下给你提供各种各样海量的资讯;那时只能凭有限的一些书刊、资料,你把它汇拢过来筛选,最后得出你想要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写成论文或书。那个时候做学问,由于来源少,手段落后,我们治学的认真程度是比较高的,有一本好书就要把它读透。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方式逐渐的消失了。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某一个人很投入的去读一本书,认真的做读书笔记,做卡片,把它真正消化掉。现在好像不是这种治学方式了。在90年代末,我和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对话,谈今后会是怎么样,今后社会、学界会是怎么样。

我提出一些观点:一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我预测在未来十年以后,写论文、著作的方式会有改变。因为大家只要上网,把各种各样的文章拷贝下来再重新组合一下就变成一篇论文甚至是一本书。我说那个时候浮躁的学风一定会出现。二是将来不会再有名人手稿或是名人书信尺牍之类的东西。因为以后大家都用电子邮件交流了,你想搜集名人的手迹,这一类的东西不太容易了。

再过若干年我们俩又聊起这件事,他也确实承认,我说的这两点好象都变成现实了。至少我知道像在北京的潘家园,如果你想买一份名人书信,价钱上去了,这类东西已经变成藏品,而且越来越少了。

治学模式的改变,还有一种是思维模式也在改变。人变得很浮躁,我自己体会就变得就比较浮躁。为什么呢?我以前写文章如同我刚才描述的治学方式,我都很难坚持了。为什么呢?互联网太方便了,我不用去买书,也不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我坐在家里,搜索、拷贝一些文章就可以组合成新的文章,这个时候自己好像面临一种思想上的危机,到底我这么做还有意义吗,这还算是做学问吗?我常常会问自己。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上一代人教给我的,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他教给我的这些东西让我逐渐摆脱了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逆向的思维,凡是老师教的,书本、教科书上讲的,或是领导说的,总之权威的资讯,允许不允许质疑?我的父亲跟我讲是可以质疑的,报纸说的也好,领导说的也好,你一定要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之所以在后来还能继续产生思想,还能够写东西,就是得益于这一点。就是对于海量的资讯,面对海量资讯的互联网时代,我还能够有自己筛选的标准,有自己对于资讯的分析和判断的标准,主要是来源于相对独立的、甚至是逆向的思考。

刚才讲的,是自己思维和治学模式的一种变化。如果你想能做得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话,这点经验也许是我敝帚自珍,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互联网颠覆信息传播模式打破权力对真理的垄断

此外还有一点,信息传播的走向在近十几年来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打破了权力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个怎么说起来呢?以往我们说一个资讯、一个特别重要的资讯,可能首先是报给最高层的领导,比如说主席、总理,再逐步传达到副总理、四副两高,然后再传达到省部级、县团级,最后到最基层。

过去重要资讯,比如说林彪事件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传播模式,它是由上往下走的,最后到的居委会,然后大家都知道林彪是叛徒。但是这种传播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就被颠覆了。一个学生也好,一个都市的蚁族也好,只要有互联网能上网的话,他就能获取最重要的资讯,有可能他首先获取,获取以后用自媒体的方式,以几何级数的传播速度,很快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开来。

我可以举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例子,就是在今年2月6号这一天,中国西南部某个城市的一位副市长突然走进了一个国家的领事馆。在2月7号晚上,我在微博上注意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天晚上的18:48分有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很简单,说今天说领事馆路是怎么回事?突然公交车都没有了。第二个微博紧接着说,怎么好象出现了交通管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军车、警车?说我们这一带全部坐不上公交车了,据说公交车也改道了。

这一晚上网民们都没休息,大概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出来了,某人到了哪儿了。这件事你说它是谣言吧,在当时来看可能就是一个谣言,但是很快就被证实了。第二天的上午,我正好去开一个团拜会,有很多是学术界和媒体界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个个都是人物。

我就问其中的几位很有名的媒体人,我说昨天夜里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你们知道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有一位还跟我说,这个肯定和藏独有关。他们都坚持我说的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在这个城市的政府网站上就出现了这么一条消息,说某某人因为压力过重,现在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

这个突变是非常快的,我当时问一位著名媒体人的时候,他说不可能,某某人昨天晚上刚从这个城市回来,而且见到了他们的市委书记,还谈起过这个人的职务变动,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可是,这事儿就这么出现了。而且一下子就看出来一个问题,这套新闻传播方式突然被微博给抢了风头。这些媒体大佬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但是网民先知道了。

有些谣言其实是事实只是未经官方证实

我们中国是瓷器之国,鉴定瓷器有“民窑”有“官窑”。民窑怎么就变成官窑了呢?是烧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窑变”,原来上的釉彩变了色。窑变在瓷器学里是很珍贵的,突然这个东西就有价值了。我现在也在反思,我们常常说要抵制网络谣言,但是也有些谣言其实说的是事实,只不过是暂时没有被官方证实的事实。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以往权力对于资讯的垄断在这一刻被打破了,而且这种打破是很令人恼怒的。过去在只有平面媒体的时候,报纸、宣传可以随便说,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亩产万斤都可以相信,因为你一遍一遍强化这个东西。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特别容易相信纸上印成文字的东西,中国人对于文字有一种崇拜,日本人好像也有这种毛病。你看以往中国人对有字的烂纸应该怎么处理?过去正规的做法,一定要把这些烂纸收集起来,只要是有字的。收集起来要拿到庙里焚化,有字的纸是要敬重、爱惜的东西,这中间就包含了一种迷信,就是对于印在纸上的谎言有迷信。一旦这种垄断被打破以后,我觉得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没法维持了。

快速解构偶像神话的互联网必将改变中国

还有,解构一个偶像的话,速度也非常之快。我经历过文革,我们那个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树立了他绝对的权威,这中间大概经历了21年才达到成功。毛主席的威信在文革中应该说是达到了绝对的权威,全国人民疯狂的拥护他。后来忽然有一天,大家觉得毛主席说的是不能全信的。

这个事从哪儿开始呢?从林彪事件开始,因为他树立了这么一个副统帅,也把副统帅继承人的地位写进了《党章》,后来在1971年“9.13事件”,一下子副统帅自我爆炸了,也把统帅的威信爆破掉了,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

再看刚才说的西南这座城市就不太一样了,从2月6号发生这件事到3月15号,这个城市的第一把手被解除职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变化就这么快,虽然他也用将近五年的时间经营这个城市,也经营他自己的形象,经营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但是这套东西的解体,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也发展非常迅速。

同样是副手出逃这样一件事,你想解构毛主席威信的话,这个过程就比较漫长,到现在也不能算是解构了。解构一个小毛泽东的威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威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苏联的解体。后来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的时候,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总结了一下,“三个垄断”导致他们政党的解体。他说,一是意识形态的垄断,一言堂;二是权力垄断,搞政治暴力;三是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位领导人,后来被铁托拿下了,这个人叫吉拉斯,他在50年代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新阶级》。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斯大林式的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靠什么控制呢?一是权力,二是所有权,三是思想。这两个人的总结虽然中间相隔了几十年,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不过一个人早一些,一个人晚一些。

我觉得权力的垄断、思想的垄断和资源的垄断,这三个东西是配套的,如果其中一种垄断被打破的话,另外的两种垄断维持也不会太久。所以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有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网络。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判断是会实现的。

保持独立的精神才能不被海量的资讯忽悠

我们再来谈一谈信息时代的中国人,如何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每天产生的海量的信息?有很多是垃圾,我们如何筛选,如何判断,如何变成独立思考的人?

我想我们需要把宣传和新闻、资讯做一个区别。有些人因为掌握的资讯太少,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洗脑,也有很多人他没被权力洗脑,也可能被民间的宗教团体或是迷信团体洗脑,这和传销是差不多的。

我们还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如何能不被人家忽悠,不会被一些海量不靠谱的资讯忽悠?我在做这场演讲之前,曾经在网上征求意见,问说大家希望聊点什么?有一个网友说,是不是可以聊一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讨论一下。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现在清华大学还有块碑,是纪念王国维的,说到一句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永不磨灭的。

我们不要忘记,陈寅恪先生写这篇碑文的时候还是民国年代,到了1949年以后,陈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变化的。虽然他强调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他也声明,他不跟体制作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宣统三年在西方就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他认为不应该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说我要请个人,带个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就不是我的学生。

我在想,陈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不愿意介入到政治里,所以他不想和体制作对。但是他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当时中国科学院请他到中古历史研究所当所长,他说要允许中古所不学习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他居然说想请毛泽东、刘少奇开一张证明作为挡箭牌。我们只知道有句话叫“法律不是挡箭牌“,现在翻开历史来看,可以做挡箭牌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毛主席、刘少奇开的证明,也是可以作为挡箭牌的。

我不赞成年轻人都去参与政治

陈先生这种思想,我认为对于多数不愿意介入政治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底线。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讲,我并不赞成年轻人都去参与政治。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去关心政治,而不关心我们的经济,不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健康的社会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搞得不好,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也有人在网上说,章先生可不可以讨论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本来是不想讨论的,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学校是学校,政府是政府,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教育,学校也不要跟政府发生过多的关系,相互之间应该是有自己的范畴。现在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确实是很难处理的。

还是重复陈先生的底线,如果你是来学习的,你是要做学问也好,或者是要学到知识将来去拓展你的人生也好,不一定要走一条和现行体制完全格格不入的对抗道路。我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多数人来讲可能是不适合的。但是不等于你对社会的现实没有你自己的见解,而且我认为,你愿意表达的时候你还是有权表达的。

所以,该属于你的权利你应该坚持,但是你不一定拿它作为你的职业,我往往觉得,职业化的政治人物有的时候是不太可信的。这点我也承认,是受上一代人的影响,他认为政治运动应该是有职业人的运动。比如说你是服务于商界,或是服务于学界,你去关心某些政治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政客。

不对抗体制不等于我没有立场不说话

我个人也是这么一种态度,我自己是一个学人,会去关心很多的社会问题,而且对于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批评,但是我并不需要、并不愿意一定要发生某种正面的碰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制非常强大,这种碰撞的结果对我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不等于我不说话。

当然有很多人也不赞成我这种态度,甚至觉得我做得很不够。我发现,所谓的左派经常指责说我是右派,为什么我是右派呢?因为你爸就是右派,所以你一定是右派。还有一部分右派也指责我,说你不够右,为什么你不够右?因为你对他们有批评,但是你没有站出来公开的对抗,所以你不够右,我们比你要彻底。

我自己始终认为,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是独立思考的学者。这个立场并不需要采取某种很极端的方式,来去实现一些主张,而是用一种理性的态度进行表达。我也确实认为,现有的表达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封闭社会里的中国人处于人格分裂状态

最近我也在反省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反省,就是对于我自己所经历的这几十年的反省,主要是从文革的角度来反省的。文革这么一场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温总理这次在人大结束的时候回答记者的提问,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还会不会发生?就这一点,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分析文革的基因有五个,一是政治体制的垄断,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垄断”,不容政治异己,不容分享利益,也不容异质思维。

二是民粹主义的基因,民粹主义这种东西是很有伤害性的,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价值观。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一个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是反智反精英的,但是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需要反对什么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发动民众的方式,来反对特定的对象。

胡绳曾经指出毛泽东建政以后就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在革命成功以前就已经在中共内部存在,所以老百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发动群众斗富人、斗知识分子、斗干部,最后没得斗了,就挑动群众斗群众。你看毛泽东讲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斗”。在重庆模式上,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

还有第三点,国民性有一种暴力的基因,这种暴力的基本特征就是蔑视人权。你看历史上以“均贫富“为号召的,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利用这种口号,这种以暴易暴的周期性的动乱,在中国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是长期的生活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人格常常是处于分裂状态。

一种是太平顺民,就是从圣、从众、从权,听圣人的,听大家的,是听权力的。还有集体无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到暴力事件大家冷血围观,这是一方面。人格分裂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乱世暴民,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讲立场不讲是非,依附权势,一旦出现动乱的时候,迅速的由顺民变身为趁火打劫的暴民,这是文革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蒙昧主义和个人崇拜,蒙昧主义从哪儿来的?从教育来的。美国有一个例子,一个中学老师曾经做过一个法西斯实验,他用希特勒的办法,用纳粹的办法来训练他班上的学生。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成功了,他成功掌控了所有人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学生中间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种东西在美国,算是人格相对独立的民族中间也能够出现,也能够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就更容易。有句话叫“魅力型领袖“,魅力型领袖大家都会崇拜,因为他有个人魅力。这种个人崇拜往往是产生于后发型的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你看魅力型领袖,像卡扎菲也好,萨达姆也好,这一类的人在他们的国家特别容易得逞,而且特别容易在当权的时候受到大众的拥护。

苏联式的教育生产线为文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中国也是这样,40年代有一种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再加上50年代开始的苏联式的教育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而是为培养臣民设计的。基本特征就是排斥独立思考,把人作为一个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来进行生产。这是50年代以来教育最大的弊端。这种弊端也是产生文革的基因。

第五是封闭社会下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1949年之后是把社会变成二元结构,就是农业户口、城市户口,直接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所以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是受到抑制,一直是受到压抑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享有特权。这种情况下,原来建国承诺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泡影。这种民间积蓄愤怒的情绪被利用,被伟大领袖利用起来作为打倒他政治对手的工具,这是文革形成的第五个基因。

互联网的开放性让文革不容易再现

现在我觉得,要再出现文革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互联网,在网络上你想宣传一个东西,你想宣传某种主张,马上会有很多人来跟你争论。你想制造一种舆论,有很多人会冲出来表达不同的意见。互联网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平等,章立凡这人有一点号召力,他说的话有很多人信,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也有很多人专门来挑你的毛病,来找你的差错。其实反对我的那部分人,在互联网上和我是平等的,章立凡是一个ID,反对你的人也是ID,他也有同等的发言权。

这种情况下,资讯的垄断和权威的树立,都不像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么容易了。刚才我们讲了某一个偶像的解构,还有现在网民们经常在说的,某一个青年作家的偶像解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对他是有批评的,但并没有认为他不应该存在,我认为他也是有权存在的。只不过他这个偶像也确实是通过互联网被解构了。当然,解构后面的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太容易出现像“伟大领袖”那样的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讯不再被垄断了,而且资讯的传播走向已经改变了,从自上而下的传播,变成了自下而上向四周立体的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很容易把资讯的垄断打破。

在前一段我也曾经跟袁伟时是先生有过讨论,也是就韩寒讲的这几个问题,自由、革命、民主这些问题。后来我提了三个命题:1、改良是革命的解构,革命是改革的清盘。2、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3、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我们这个讨论最后有点共识,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传播的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启蒙的手段变得更加便捷。举例来讲,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包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他们都没有见证过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我认为韩寒“素质论“的提法是站不住了,认为中国人素质不行,不配享受民主,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刚才历史上这些国家的人民。

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享受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十种思维方式学会独立思考

最后我想小结一下,这个小结是一个抄袭,因为我在来之前,正好在看凤凰台,吕宁思先生有一段小小的插播,我就专门到网上找了这段插播,把它录入并打印出来了,给大家念一下。

十种有益的思维方式:

1、逆向思维,帮你突破教条。

2、批判思维,帮你突破桎梏。

3、联想思维,帮你突破尝试。

4、换位思维,帮你突破主观。

5、系统思维,帮你突破片面。

6、开放思维,帮你突破僵化。

7、形象思维,帮你突破枯燥

8、逻辑思维,帮你突破表象。

9、前瞻思维,帮你突破短浅。

10、简单思维,帮你突破烦琐。

我觉得他讲的这十点,概括的来讲就是一个独立思考,只不过他把独立思考分解成十个不同的层面来说。至于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说了一个“碎片化”?我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自由讨论。

自从有了微博以后,自从变成了微博控以后,我觉得我很吃亏,为什么很吃亏呢?就是我的思想碎片化了,原来我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写成一篇篇文章,可以码成 1500字到3000字的文章,还可以收点稿费。但是我批发改零售了,就在网上和网友交流的时候,在140字以内把我的思想给零售出去了。这个零售我还一分钱没赚到,只不过分享了一种愉快。

我分享到了跟大家交流的快乐,严格来讲,网上聊的可能出一本、两本、三本书的,最后就没出。我自己反省,是思维碎片化的结果。这个结果,我有后悔的地方,也有不后悔的地方。后悔的地方无非是自己的蝇头小利丢了,不后悔的地方,是我分享到快乐了,而且这个快乐是很多网民和我一起分享的,我觉得值。

今天也是这样,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半天,可能你们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我讲的过程也希望是快乐分享的过程。你们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的,都可以把砖头扔过来,我就说到这儿。

【主持人】:谢谢老师。刚才我也看了,微博上很多同学提问,现场不仅仅有提问,你可以说一些你在现场听了这次演讲的观后感,或是现场有意思的照片都可以分享到微博墙上,最后也会以专题呈现这期的活动,我们可能会收录同学们微博上的信息,希望同学们可以踊跃一点。活动最后我们将会抽出幸运观众获得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给理想一点时间》。

“一念山水间”在座位吗?您问章老师,独立思考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又怎么看待信仰缺失的问题。

最好的信仰是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得来的。

【章立凡】:这个问题很重大,你一说信仰我倒退三步。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真是个没信仰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存在很多年,可能是以往的过度信仰(其实过度信仰就是迷信)造成的一种恶果,就是最后变成大家什么都不信,谁心里也没有权威了。

我个人觉得,你认准一个东西相信它,某种主义也好,某种宗教也好,最好不是因为大家都信了你也去信,而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它是对的,你沿着它这套思维框架去继续深入,如果你把它称为信仰也行。我认为起码是自己脑袋重新走过一遍,通过独立思考认同了以后,才能谈得上信仰,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不是满意。

【主持人】:还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到独立思考,不得不联想到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方韩之战,使得公知变成讨论的热点话题。

知识分子要学会自我放逐才能保持独立性

【章立凡】:我很不幸,被评为公知好多回。韩寒说过公知是和公共厕所同义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很气愤。原来我就有这观点,而且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谈学术到底是公器还是公厕的问题,我说的时候没人理,为什么韩寒一说你们就都来关心了呢?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嫉妒心,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有影响。

前一段有一个讨论,也是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批评界都不认同王小波,虽然有那么多的读者都认同他,但是从主流来讲,就没有人对王小波表示过什么,大家对王小波这个人都沉默了。我自己的回答,是有文人相轻的成分。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公知,现在好像发动了一场对公知的围剿,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也同时认为,公知做得也不怎么样。我们平常所说的公知,他们的作为还不到位,所以才有对他们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批评后面是有怎么样的手在推动,这个我只能猜想,没有证据,所以没法说。

至于说公知和独立思考之间有没有关系,我想肯定是有关系的。季羡林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聊天,曾经说过什么叫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好像“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没有人用,季先生就跟我说,“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站着思考的人”,他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我想,“站着思考”还是指独立思考这一点,他说的知识分子没有专指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专业领域已经没有能力发展的人,会转向公共领域,用一些公共话题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这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批评或是攻击的言论,我认为也有说到痛处的地方。公共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不是够水准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够水准,而向公共领域去发展,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同时也是很不够的。

我个人特别欣赏赛义德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流亡感”,知识分子要有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态,一种自我疏离于主流的心态,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像一场死循环

【主持人】:现场的同学可以跟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学生】:章老师您好,应该叫章教授才对。

【章立凡】:我从来没当过教授。

【学生】:刚才你提到过一个命题,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行的体制,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能滋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土壤?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我们所面临的基础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机器,我们制造出来的是统一思想,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的一群人。那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逐渐跟不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我们面对的是海量信息,基础教育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应该做出调整呢?是逐渐改良,还是一蹴而就,能发生革命式火山爆发式的改变?

【章立凡】:我个人特希望火山爆发,但是我认为是做不到的。我一向说坚持改良立场,保留革命权利。

【学生】:我们保留革命权利,我们坚持改良,但是我们改良的步伐迟迟停滞不前,我们在等待,不停在观望,这个时代是快速向前发展,我们站在原地不断的观望的话,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又迟迟拿不出合理有效的方案,我们大学生可以称为知识分子吗?

【章立凡】:可以。

【学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

【章立凡】:我有一个观察,任何改革多少都是被迫的,能够维持现有的利益机制,维持既得利益和原有体制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愿意改革。所以任何改革,一个是由于它无法再持续下去,一个就是有太多的外部压力来迫使它改变。

我个人愿意做这种外部的一分子,我觉得更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非改不可”。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现在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是所谓的底层也好、群众也好,已经认为现行的体制不可能再被长期接受了;另一个就是上层也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统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所以我想,未来的五到十年间,不仅是教育,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改变是会出现的。但这种改变是一种和平的、渐变的方式,还是火山爆发的方式,取决于双方对这件事的态度。

【学生】: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章立凡】:对,我想是这样。如果说是双赢的话,当然改良应该是双赢。

【学生】:双赢的两个主体是什么?

【章立凡】:以往的改良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拿君主立宪为例,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保持统治者原有的利益,同时也放弃了相当一部分既得权益,他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长远利益,和更多的人分享原来专属于他的利益,共和基础就是妥协,如果是革命就是推翻重来。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好像每次革命都是变成一种死循环,我本人不太看好。但是也出现过比较好的例子,革命也是可以以温和的形式进行,比如说光荣革命,比如说天鹅绒革命等等。我们回过头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流血比较少,基本上是和平的权力交接,这主要是看:统治者有没有这样的见识,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它做出这样的改变。

遮蔽文革历史反而让文革更容易再现

【深大老师】:章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文革十年的历史是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我想请问您怎样看待这样设立的禁区,这个禁区在最近什么时间或是几年之内有没有打破的希望?谢谢。

【章立凡】:我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写过“宜粗不宜细”的问题。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些主管部门强调:小平同志讲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把它变成一根棍子,凡是你要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说法。但是经过我的考证,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是专门针对当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件事,当时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需要尽快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需要尽快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把历史问题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作一个结论,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但是他也谈到了,将来对这些问题,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认真地总结。

所以我认为,宜粗不宜细只是政治上的一种策略,而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是宜粗不宜细的,如果你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肯定不是宜粗不宜细。遮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有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但是这种遮蔽对于这个体制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呢?你认为遮蔽了历史的耻部你就很体面了吗?其实不是,你遮上了这一块以后,大家不知道这一块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隔多少年之后还会出来。

多年来,特别是90年代末开始,文革的书,文革的话题是出不来了。80年代是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的书和文章,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基本上成为禁区。这种情况导致对于文革的反省和文革的记忆逐渐地淡化。这种淡化就给了某些野心家以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对于现实、对于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不满,重新提出搞“二次文革”。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线性思维,我们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红楼梦》里的话。利益集团“身后有余忘缩手”,为所欲为;被侵害这部分老百姓,由于遮蔽了文革的历史,觉得“眼前无路想回头”,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是不是毛时代就一定好?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座各位凭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毫无法制保障的、以暴力手段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方式,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我想你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你们都是文明人。但是文革确实是让我们回到了蒙昧时代,回到了野蛮时代,文革本身是一个反文明的东西。由于遮蔽了这段历史,这种东西沉渣泛起,最后不是也形成了对现有体制的重大威胁吗?这就说明遮蔽历史的办法最终会是自己害自己的,当然也会害大家,把我们再重新拖入一场血海,重新拖入一场浩劫,我觉得这是不能承受的。

如何看待网上咄咄逼人的人却在现实中唯唯诺诺的现象?

【学生】:中国的网络即使开放了、自由了,那些独立思考也不过是一些网络屁民们发泄自己的不满、抱怨等等一系列的,还有一些获取和发布自己信息的宣泄口,可是并不能做些什么。比如参与网络大讨论,西南副手那个事件。那天晚上我也和大家一起讨论,感觉很兴奋,觉得第二天会发生点什么,结果网上是刀光剑影,个个凶神恶煞。第二天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了。我就觉得其实网上再怎么着,你在网下的时候很多在网上发出咄咄逼人的语言,可能网下都是唯唯诺诺、追求无为而治的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我觉得比较迷惑。大家就说说,发泄发泄就没事了。

【章立凡】:我确实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存在,我一直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些批评,现在很多基础教育教给大家的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甚至在学校、学生时代所被灌输的这些东西,一旦进入社会马上就崩溃了,马上就被现实给否定掉了。甚至用不着等到你进入社会,你回家以后,可能家里人,你父母,他们的价值观,就把你在学校所教育的价值观给否定掉了。

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浪费了大家大好的青春时光不说,还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我说这个话,不知道是不是对大家有点不敬,你在老师、领导面前说一套话,在自己人面前说一套话,或是在网络上有豪言壮语,但是在行动中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人的角色变换和人格的分裂在我们中间都是存在的,有一句话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想起这句话很悲哀,我和你一样悲哀。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有信心呢?即使你在说假话的时候,你连你说的假话都不信,包括很多领导在说瞎话的时候,他也不信他的瞎话。他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受教育,送到美国受教育,他把他的老婆、孩子和财产都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他对他说的那套东西,他自己也不信。既然是大家都不信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不大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它没有可持续性。

【学生】:章老师您好,我觉得像现在很多所谓领导,像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人可能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受到负面的迫害,当年他们走上仕途,应该很少人发誓“我一定要当一个贪官”,但是当他们到了权力的位置上,他们就这样,而且不是个体,导致整个中国又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压迫我们这代年轻人。

我们在场坐的这些,现在听了这些讲座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话,您觉得有独立思考这个方向是在哪里?现在坐的这些人,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又是站在中国的权力位置上面,他们会不会又陷入这个循环,又使得这个社会变成这样,这个根源在哪里?

【章立凡】:我刚才讲到一点,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我的同龄人,也就是你说的现在在台上的这部分人(当然我没在台上,我只是在这个讲台上),他们实际上也是从资讯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我感觉这中间有很多人,他们管理的思想还是那个时代的管理思想,就是我讲的,在一个立体传播的时代,用一种平面媒体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和他们经历欠缺所造成的。

像毛泽东没有留过洋,你说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物也行,但是毛泽东的教育结构是有欠缺的。他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教育制度,有深切的仇恨。因为他曾经被那些学者、教授们蔑视过,他觉得很受侮辱。所以他获得权力的时候,就要报复一下。我这样揣度好像有点小人之心了,但是我总是禁不住要这么想。

至于你说你们这些人,未来变成社会主流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经常想,我可能跟别人想问题不太一样,我喜欢从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以后的角度来想现在。我经常在想将来的人们会怎么样评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盛世还是停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还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

你们这代人,现在的发展机遇对你们来讲不是很有利。恕我直言,现在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政府、企业的重要位置,都在60后、70后的手里,他们还不会很快的退出历史舞台。你们进入社会的时候,获得升迁和发展的机会不会特别多,因为好的位置不会有很多空出来,除非有更多的创业机会,有更多社会发展的空间,你们才有自己的天地,否则你们只能向体制内去谋求仕途、找出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我爸是李刚”之类的。如果不幸你没有好爹好妈的话,现有的体制对你们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

其次就是企业,如果你自己没有资金,或是你爸爸不是富爸爸,是穷爸爸,这个社会的空间也不大。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中国“愤怒的一代”就在你们或者比你们更晚些的代际出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找不到发展的机遇。用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蚁族”了,想结婚没房,想工作没好工作等等一系列的困扰,用当前的一句话,你们可能变成“维稳的对象”。当然,这里说的是个人未来发展的问题。

当你们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会怎么样?在座大部分应该是独生子女吧?估计不是独生子女的人也会有。现在大家都在批评独生子女的政策,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没有亲戚了,大家没有堂、表兄弟了,就没有横向的亲戚了,只有姻亲、直系血亲。这种情况下缺点当然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比较自我。我有时候也想,中国人本来就是太缺乏个性了,所以有可能那些很有个性的人出现在你们大家中间,而且不乏一些人成为人物,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更有可能造成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官方是这么看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希望,是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哪一位我不敢说,但是是这群人。

知识分子被体制挤压失去生存空间后该怎么办?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问题,再给最后一个提问。

【学生】:不好意思,您刚才讲了一个小时,我属于半睡眠状态,不好意思。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人格独立。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人们在走向体制、还是体制在收编人们的问题,好比知识分子要做调查,你的来源在哪里,你的教授一个月只能证2000块钱,政府说给你3000块钱你搞这个调查,你的生活就有了保证。您在凤凰网上发博客这种经济收入我也不敢妄猜,如果凤凰网成为新华网的喉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天是这样的话,您丧失了这种平台,知识分子丧失了这样的平台,体制在不停的收编人们,你不接受收编将失去你的生存空间。在中国也涌现出了这样一批人,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时候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样体制的审问?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特别有意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毛泽东给驯服了。当然大家会说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知识分子受打压,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单位制度。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单位,户籍决定你的口粮,单位决定你的工资,这两样被控制,基本上知识分子就被控制了。毛时代之所以能建立那么强的思想控制,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么两张王牌。

在文革中,我去看一位学长,我那个时候是初中生,他是高中生,这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文物鉴定师,当时我们俩也不知怎么说起我父亲的情况,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就范就有饭,整到你服了你才能有饭吃。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你不就范你就可能没法活,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被整到最后自杀了,他不光是思想上的痛,他确实生计断了,他没法活了,这种情况导致要么就就范,要么就死掉。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还是有变化,现在活路比较多了,我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一个是生计手段比较多,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还能活。所有的单位都不要我了,我卖文还可以卖出稿费来。你刚才说那几位的活法,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活法,他还能把他的文字变成他的生计,这是一种。

多元化首先是经济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有了,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存在。我可以坦白的讲,现在在中国这种非常低稿费、纳税还非常高的情况下,如果单靠写文章来为生,过得是很紧巴的,不会有什么太富裕的日子过。除非你是一个畅销书作者,但是不等于不能活。

你说平台的问题,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某几个平台在某一天同时没有了,同时不能发声了,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这些平台,我没有靠它吃饭,这是第一。二是平台太多了,这儿的平台没有了,我翻墙以后还有平台。网络媒体的平台暂时没有了,我还有其他媒体的平台,这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在一个信息时代要想彻底封杀某种声音或是某个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但是总体上来讲,很不容易做到。

【主持人】:谢谢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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