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我的校长我做主

王栋:我的校长我做主

  亲历麻省理工学院第17任校长选拔

   2012年7月2日,知名的电气工程学家里奥·拉斐尔·莱夫(Leo Rafael Reif)正式上任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第17任校长。老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送给莱夫的上任礼物,是一件印有“17号”字样的运动服,以及一本密密麻麻写满“游戏规则”的小笔记本——“要当好MIT的家,自然得要知道这所学校的游戏规则。这笔记本世代相传,历届校长的箴言秘辛可都在里面。”

   两个月前,当MIT校方对外公布校长人选时,全校师生的反应都相当平和——莱夫是MIT实实在在的“自己人”,大家对他的工作表现和成绩,那是再熟悉不过了。莱夫1979年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久后就开始在MIT任教、工作,曾担任MIT最大院系——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系主任,从2005年起又一直担任学校教务长一职。从教务长升任校长,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过程十分地“顺理成章”。

  其实,在这看似理所应当的结果背后,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MIT校方对下任校长的选择十分关注,除了在校董会中成立了对校长人选进行评估、考察和投票的委员会外,还专门筹备了教师和学生两个顾问委员会,希望在决定校长人选时能近可能地征集全校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3月起,我作为MIT的一名研究生代表,也是少数几名留学生代表之一,加入了MIT第17任校长搜寻学生顾问委员会的团队,经历了校长人选产生的前前后后,也是人生中一段不可多得的独特经历。而这次学生参与校长选拔讨论的过程,也仿佛是民主议政在MIT校园的一个缩影。

   “全民选校长”:席卷MIT的思辨风暴

   MIT第16任校长霍克菲尔德在2月宣布了她的辞职计划。2004年上任之后,霍克菲尔德在学校资金赞助、科学研究、公共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2011年顺利完成150周年校庆工作,选择在此番时间退休也算是“功德圆满”。随着老校长的离任,MIT全校面对即将空缺出来的新校长职位,也是充满了疑问与憧憬。虽然最终校长人选将由MIT校董会投票产生,教师和学生都不能像选美国总统那样“一人一票”选出最终胜者,但通过校董会成立的教师与学生两个顾问委员会,全体师生都能就这个决策发表意见、畅所欲言。一时间,一场全校范围的思辨风暴正在涌动。

   受校董会的委托,学校的本科生学生会及研究生会成立了专门为搜寻MIT第17任校长提供学生建议的顾问委员会。经过报名,我有幸作为一名研究生代表加入到了这个委员会之中。整个委员会共由21名学生组成,不仅涵盖了全校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成员的代表性上也是尽量做到“面面俱到”——既有白人,也有亚裔、非洲裔、西班牙裔等少数族群;既有美国学生,也有像我一样的留学生;既有住在学校宿舍的,也有在校园外租房子住的;甚至单身和已婚学生均有所囊括——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委员会内部尽可能地具有代表性,能够在建言献策时考虑到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利益。“代表”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至少在形式与构架上就得体现出其特点。

   说起选校长这事儿和广大学生有什么关系,或许我们这21名学生报名加入委员会时“五花八门”的动机就能够有所说明——

  长期在本科生会、研究生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干部显然深谋远虑:不管新校长是谁,都希望他能够重视同学生会的合作关系,给我们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现在加入这个团队,能和未来的校长提前“混个脸熟”,对将来开展工作或许有所帮助。

   在人文科系读书的姐姐说:我们人文和社会学科在MIT这个“理工院校”似乎长期不受重视。其实除了理工科外MIT有很多其他强项学科,经济学、政治学、建筑和城市规划,甚至历史、音乐等教育和研究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甚至首屈一指的。我希望未来能有一个重视“小众学科”发展的校长,让学校各学科都能全面发展。

  念完博士后想担任教职的同学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小“私心”:除了想提前知道校长人选,满足一下好奇心外,也想借助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大学校长以及高等教育的管理知识。说不定自己将来“教而优则官”,也会当上系主任、院长、校长。现在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不妨先过来探探风声、学学经验也不错。

   我的想法和一些留学生代表类似:大学就仿佛一个微型的美国社会,虽然有很多“民主”途径让学生“参政议政”,就学校的重大决策和事务抒发意见,但是碍于语言、文化、人际关系圈等的限制,许多留学生往往喜欢“抱团”形成自己封闭的小圈子,而缺乏主动参与到“校园政治”事务的讨论中,为自己谋求合理的利益,直到有时发现自己权益受到潜在的损害时,才明白自己吃了“哑巴亏”。我们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在校长人选以及他未来的施政纲领上能反映出留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整个团队对校长人选问题的看法十分有代表性,但大家的共识都希望新一任的校长能够平稳地实现“政权过渡”,在继续推进前一任校领导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创新。老校长霍克菲尔德上任后加强了对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支持,也同美国政府和国会形成了良好的高层互动,在许多学界与社会前沿的尖端研究领域都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比如,她在全校范围内致力推动以能源科学与政策为主题的研究,涵盖材料、建筑、土木、环境、城市规划、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课题又以美国社会目前十分关注的经济社会话题为主,具备极强的应用前景。现在许多这样的“百年大计”虽处于发展初端,但在学术研究和现实应用上都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委员会希望新一任校长和他的领导班子能够对MIT的环境有所熟悉,对正在成长中的“萌芽”们稳妥地接手,保障学校发展政策的连贯性。

  对“选校长”共同的好奇和热情让我们这群原本散落在校园不同角落的人聚在一起,为传达学生意见这项任务而共同努力。在几次会议后,我们勾画了未来工作的基本图景——首先在学校内针对学生举办座谈会,同时开放网上调查,了解学生对新校长有什么愿景,也接受学生对具体人选的提名。之后根据学生的反馈撰写一份意见报告,并向全校公布。最后,根据学生对新校长的意见共识,就具体人选进行梳理和评估,向校董会推荐满意的新校长候选人。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以“学生”作为价值判断的起点,从一开始我们便不想代俎越庖,对校长遴选从所有角度进行最终判断——委员会只想更好地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待“选校长”这一过程,并传达学生群体的利益诉求。限于保密义务,我在此不便公布最终我们提交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份从学生事务角度产生的大名单,和最终校董会从独立渠道产生的、以综合角度进行评价的参考名单基本不谋而合——看来,成功的校长人选都是相似的,他们不论用何种标准进行评价,都是当之无愧的“温拿”。

  校园“政”事:“告诉我,选校长和普通学生有什么关系?”

   征集学生意见的第一步,便是校园宣传。虽然大家都知道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参与到校长选拔中来,但很多学生对这个过程仍然充满疑虑——在一次研讨会中,就有同学疑惑地问我们:“告诉我,选校长和普通学生有什么关系?”

   在很多学生眼中,大学校长似乎是个非常遥远的人物。即使有些校长个性随和,有空时很爱去学生宿舍、图书馆走走逛逛,和学生谈谈学业和生活的烦恼,但大家对于校长具体的工作职责依旧不太清楚。相比起那些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学班主任,到了大学,一些教授都已经能算是难得一见的陌生人了,更何况高高在上的校长呢?

   这一切就正像是一场有趣的政治实验。如何“开启民智”,引导民众有序、有效地进行参政议政、民主决策,一直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思考的话题。而在MIT,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许多学生不熟悉校长选拔的流程与意义,但对它有着高昂的热情和好奇心。委员会该如何启发他们,对校园“政”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我本科在北京大学就读,学校的未名BBS上有“北大发展”版,还有专门的“校长信箱”,供学生就校园发展问题发发牢骚、提提建议。里头同学关注的问题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从学科建设到食堂涨价、从公共自习教室的开放时间到对“宿舍不让装空调”的喊冤……一个共同的特征便是,从身边的大小事切入,更容易引发学生对校长工作的共鸣。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一招果然同样有效。在六次研讨会中,委员会试图从学生学习、生活的各种角度入手,倾听大家对校长人选和特质的要求——

  “从还没入学开始,校长的政策就和大家息息相关——校长对学校录取政策的态度影响十分关键……”“说得有道理,现在社会上讨论得轰轰烈烈的,便是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美国的少数族裔在学校录取上是否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对待。在MIT,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教师和学生数量偏少,虽然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我们连女校长都有了,但依旧任重道远。”

  “录取之后,校长跟同学和家长钱包的关系也很紧密,校长和领导层制定学费标准,研究生的助研经费也同财政状况息息相关……”“是啊,MIT一年的学费要4万多美元,在全世界都算是最高等级的了。虽然学校有很多助学金项目,但这笔钱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甚至中产阶级,都是很大的负担,一些学生毕业之后,工作好几年都还在还贷款。”

   “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空间,都受到学校土地规划和建设的影响……”“这点感受太深了,学校为了赚大钱,把附近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规划成高端的商务办公区,没有太多适合学生消费的场所。如果能像哈佛那样多一些不错的餐馆,或者建栋学生宿舍,能起到不小的改善作用——现在那个地方一到晚上下班后,连人影都没了。”

   “校长对学校发展大计的影响那就更大了,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政府关系、国际交流……”“我就希望我们的校长除了是个优秀的学者之外,也是个富有远见的管理者。他要懂得怎样和政府、企业打交道,拉到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我们学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更多的机会。毕竟,校长的第一要务还是拉赞助。”

  每次研讨会中,我们都能听到学生对校长选拔的许多建议。有些偏向大政方针,希望新校长上任后能够采取怎样的政策;有些注重个人特质,提出了对新校长经历和能力的要求;有些更是直接向我们推荐具体人选。总体来说,这些意见在学生人群上也有着一些有意思的分布——本科生大多关注课堂教学和校园生活,“教授忙科研没时间管我们的课堂教学”、“宿舍食堂的用餐计划需要改进”、“加强对学校运动队的投入”之类的话题很多;而研究生则更多关心学术建设以及MIT未来的发展走向,提的都是这样的问题:“有些别的大学都在往我们的优势学科上砸钱、挖人,我们怎样保持优势?”、“MIT现在和中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政府和院校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怎样进一步拓展学校的合作网络?”

   虽说我们的任务是对校长人选提供决策辅助,但除了仅仅将视角限于“确定人选”这一规定动作之外,委员会还试图从学生的视角对MIT在下一届校长任期中可能遇到的机遇与挑战作一个梳理和总结。我们通过论坛、网络留言和校园调查等多种渠道,不仅收集到、学生群体所推荐的校长人选名单,更重要的是了解到MIT学生对学校发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了解到的各项“校园大小事”整理成了一份20页的报告,内容包括“MIT价值观与文化”、“MIT教育”、“学生生活”、“校园规划与投资”、“参与国家和国际事务”等学生关注的焦点话题,为校董会的最终选择献上了参考依据,也为新校长上任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社情民意。

   报告公布后,委员会也开始对具体校长人选进行甄别和讨论。

   新校长莱夫:互联网“蹭课族”都该感谢他

   校长人选多达数百人的大名单,包括学术界、科技界、政界、商界的顶尖人士,既有MIT的校友和教授,也有很多同MIT“非亲非故”的外来人。MIT上两任校长都是从外校“跳槽”而来,老校长霍克菲尔德在来MIT之前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她的前任查尔斯?韦斯特在当上MIT校长前是密歇根大学的教务长。委员会希望能真正地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对来自校内外的每一位候选人都认真整理了背景资料,并对重点人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甚至辩论,得出了最终的推荐名单。

   在这份大名单中,MIT时任教务长莱夫十分引人注目,他的工作成就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远见令我们印象颇深,而他的个人经历也让人非常敬佩。

   同“富二代”、“高富帅”不同,莱夫的成就几乎全部依靠他的个人奋斗得来。莱夫出生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家庭“在正直、原则和价值观上非常富有,但在物质上则非常贫穷”。莱夫是整个家庭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委内瑞拉大学本科毕业后,得到了去斯坦福大学进修的机会。在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时,莱夫甚至连英语都不太会说,甚至当1979年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也从没想过日后会留在美国工作——他当时的想法是回委内瑞拉找个大学教职,准备回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莱夫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遇到了以前在斯坦福认识的同事,后者 “跳槽”去了MIT,知道电气工程系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问他是否有兴趣来东海岸教书。莱夫当时觉得自己进MIT的机会一点都不大,但MIT的另一个教授坚持不懈地每个晚上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至少来校园逛逛,顺便参加面试。那个教授问莱夫:“如果你来MIT,你觉得你会喜欢上它的机会有多少?”莱夫本来想回答“零”,但是觉得不太礼貌,便改口说“百分之五吧”。那个教授听后,显出了MIT人特有的务实和执着:“既然不是零,那你就不妨过来试试看吧。”莱夫的弟弟当时正在MIT攻读博士,莱夫转念一想——虽然应聘成功的机会不大,但是可以顺便看望一下弟弟也不错。于是,原本连回国行李都开始打包的莱夫抵不住热情的邀请,来到了MIT。

   这一待就是30多年。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再到系主任、教务长,莱夫的“仕途”走得平平稳稳,但他坦诚,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这个外国移民,会成为美国顶尖高校的校长。在校董会宣布人选的新闻发布会上,莱夫对记者说,甚至就在几个星期前,他都没有觉得自己有成为MIT校长的可能。“这是一个我从来都不敢做的梦。”

  莱夫作为“穷二代”、留学生的经历,让他特别注重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普及。他知道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不能和他一样幸运,获得去美国顶尖院校学习、研究的机会,于是便积极推动将大学课程内容无偿更新到互联网上的创意,让所有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享受到最优秀的学术资源。在他担任MIT教务长期间,学校将几乎所有课程的授课内容发布到网络平台上,供网民自学成才。这一做法随之带动其他美国高校纷纷效仿,加入到这项很有意义的计划中来。

   2012年初,在莱夫的促成下,MIT和邻居哈佛大学共同推出了新一代的网络教学平台“edX”,将两所大学的课程同步到网站上,使用者不仅可以看到教学资料和讲座视频,还能同其他正在学校中上这门课的大学生一样,每周完成作业并得到老师或助教的批改,且最终在互联网上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后还能获得学校颁发的证书。莱夫认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应当是外向的、普及的、终身的,而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网络平台开发的努力得到了委员会和校董会的一致肯定,也成为他最终当选MIT校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莱夫和他的工作引发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界的一次革命,也让全世界热爱学习的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和资源。如果你现在也正通过互联网,在某个美国知名大学的教学平台上“蹭课”,你或许应该感谢莱夫的努力。

   校园民主:大胆而鲜见的尝试

   MIT让学生参与到校长选拔的过程中来,并不是一个具有太长历史的传统。校董会第一次成立学生顾问委员会是2004年——最终选出的就是莱夫的前任、MIT第16任校长霍克菲尔德。我参与的这次校长搜寻,仅仅是MIT第二次让学生直接参与到这一活动;而在其他美国大学中,类似的做法也很少见。充满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大学校园,在行政管理和人事安排上留给学生参与的空间似乎很少。

   这种现象或许并不奇怪——美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很多时候体现在“公共权力”渗透的领域之中。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部分职位根据法律的要求,必须通过民众投票产生,也让这些官员的一举一动时刻暴露在选民们的监督视线之下。而私人领域,似乎并不是“民主”说话的地方。你在企业工作,办公室的经理、老板可以不是让你这样的下属投票来决定的。同样道理,你在大学读书,也没办法去投票“海选”出你中意的大学校长。

   在管理上日趋企业化的大学校园,在校长等人事任命上同企业有着很大的相似度。每一个美国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基本都有类似于企业董事会的校董会,负责学校重要政策的决定过程。在公立学校,校董会中或许有通过民众投票产生的政府或学区官员兼任部分职务;但在美国最好的私立院校,校董会多数是由各式各样的出资人掌权——正所谓,有钱才有话语权。MIT在最近几年希望增加校董会的“民主”属性,拉进校董会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因而每年都会投票邀请一些刚刚毕业的校友加入,但校董会的主要组成人员,基本都是给学校提供过大量资金捐款的企业家。

   在校长选拔这件事上,校董会的作用同正在选拔CEO的企业董事会很像,自然希望挑选出具备良好教育背景和管理能力,同时在行事风格上也能和校董会“合拍”的人选。在本次MIT校长选拔的过程中,校董会一直强调希望能够找寻一个理解“MIT文化”的人选,一方面新校长理解校园文化自然有利于树立其良好的第一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校董会希望新校长能够尽快地和MIT现有的行政系统磨合进入工作状态。正由于人事选拔的程序和考量因素太多,很多学校的校董会可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师生群体直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费时费力,还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帮助,因而便很少有像MIT这样的举动。

   不过,以我的经历来看,MIT让学生参加到校长遴选的讨论中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有利于校董会及时了解学生群体对校长工作的利益诉求,给校董会最终的投票决定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参考;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在学生中引发对一些学校政策的大讨论,引发学生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思考,从中提炼出来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新校长上台后的施政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学生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得到了校董会、校园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好评,而最终当选的莱夫校长更是在当选感言中,重点提到加强对学生学习、生活、科研活动的关注和支持,并会考虑开辟专门的办公时间让学生到校长办公室来聊天座谈,让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对于中国的很多大学而言,校长的选拔和任命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感。在我读本科时,北京大学经历了校长更替,而作为普通学生,不仅缺少参与渠道,甚至连校长换届的消息最终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诚然,中国顶尖高等教育院校的校长本身也带有官方行政职务,像MIT那样采取全校范围的讨论或许显得有些不合国情,但相信MIT等美国院校在校长选拔以及校园事务管理上增加透明度、鼓励学生参与的做法,还是能够对国内的许多高校一些良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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