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祖祥:历史,为语文建立坐标 ——美国语文观察

苏祖祥:历史,为语文建立坐标 ——美国语文观察

“《美国语文》怎么像是‘美国历史’?”想必很多人初次翻开《美国语文》,首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带着这个疑问浏览完全书后,我们就会发现,该书以历史性的时间为横坐标,以美国的空间为纵坐标,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原点出发,描述了语言和文学所走过的轨迹。那么,《美国语文》的编者是出于何种考虑,完全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编排依据,而不是把文章作者、文章体裁或者文章内容,当作课文的编辑依据呢?历史、时间、语文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历史何以重要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一定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吗?历史就一定能给所有人以启迪、镜鉴、智慧吗?相信《美国语文》的编者不会有这种想法。事实上,一些先哲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伏尔泰的说法比较悲观:“在所有国家,历史都被虚无的故事扭曲。”人们“发现庆典、事实和纪念碑一堆一堆的,只为了证明谎言”。黑格尔也有着同样悲观的看法:“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当然也有迥异于上述悲观看法的观点。司马迁对历史充满信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李世民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与魔鬼的信徒的斗争史,即善与恶的斗争史。美国史学家贝克认为,历史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

如此看来,秉持谦卑的态度,不虚美,不隐恶,不制造历史崇拜,也不渲染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从历史中挖掘真善美的因子,警惕假恶丑的滋长,正是人类没有沦为两脚走兽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建造具有勇气、判断、正直和奉献等美德的山巅之城的基石。

从汉语语源学的角度来看, “历史”与“时间”密不可分。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所记录的事,即所有被文字记录的过去事情。“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也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时间。从英语语源学的角度来看,英文History源自希腊语“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探究被文字记录的过去的事情,就成为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弗吉尼亚通史》中,约翰·史密斯叙述他们被极度的虚弱和疾病困扰着,他们被总督贪食和醉酒的罪孽弄得雪上加霜,他们每小时都在担心印第安人的狂暴进攻。然而,清教徒的虔信和执着战胜了极端的绝望:他们罢黜了缺乏领导力的总督,消除了团体内部的纷争和混乱,化解了不同族裔间的隔膜和仇恨。于是,约翰·史密斯得出结论:“在所有美好努力中仍然充满了艰辛,事业的功绩经常要经受破坏的阶段,但是你看到了上帝用怎样奇怪的方法解决了这一切。”新教何以能给他们提供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马克斯·韦伯这样总结新教精神: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划。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对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对生命、财产权和神圣名誉的珍惜,对信仰的毫不妥协的执着,引导这些新教徒在弗吉尼亚的詹姆士镇立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约翰·史密斯船长在文中两次提到对两位总督的罢黜,对内部纷争的平息,对栽赃、谋杀等犯罪行为的处置,运用法律战胜阴谋,并把其中一些囚犯送回英国——请注意,这些事情是在远离英国千里之外的蛮荒蒙昧的美洲大陆上发生的。这些不愿向他们认为堕落的教会妥协的新教徒们,运用英国的法律和议事规则,秉承自治原则和绅士精神,延续良风美俗和荣誉意识,在上帝的指引下,以文明的方式在美洲站住脚,从而摆脱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在草创阶段对他们的纠缠。与一般史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弗吉尼亚通史》没有大肆赞美领导人的奉天承运、英明神武、吊民伐罪,也没有着力讴歌他们武器的精良、力量的强大、智谋的多端,而是如实写下他们所面临的自然界的考验,各种罪孽的滋生和泛滥,恐惧对他们的折磨,以及诚笃的信仰如何指引他们战胜这一切困难。他们与后来的“五月花号”的勇敢者一道,奠定了新大陆精神的核心——契约、协商、议事规则、虔敬、个人努力、创造财富、奉献给上帝。

这些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成为起草《独立宣言》的先哲们的精神资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满怀殉道精神地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在种种苦难浇灌出《独立宣言》这朵人类的智慧之花后,如果约翰·史密斯的灵魂穿越100多年,抵达1776年7月4日,并能看到《独立宣言》,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说:“《独立宣言》完全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层累渐进的历史就这样薪尽火传,前人的智慧让后人拥有了远远超过生理年龄的文化年龄。关注活生生的人,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的行动,写出支撑他们行动的背后的精神和信仰,写出文明的传承,写出善良对罪孽的胜利,写出法治和秩序对阴谋和无序的胜利,这是《弗吉尼亚通史》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是历史何以重要的答案。

时间与真实、公正紧密相连

在我们所关注的诸多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问题之中,“时间”这个命题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终极色彩;“时间”是艺术、哲学、科学、宗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探索的问题。

民间故事总是喜欢这样开头:“从前,有座山……”这种开头方式与《圣经》不谋而合:“起初,神创造天地。”而物理学、数学总是把时间作为关键因素进行定性或|和定量分析。艺术、科学、宗教不约而同地把时间作为终极话题。而同样是终极话题的生命、死亡,不妨看作是时间这个元命题的分支话题。

历史维度的时间以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准,统摄语文(语言和文学)维度的人文科学时间、哲学时间、宗教时间和艺术时间,涵盖神话传说时间、宗教时间、道德时间、政治时间、物理时间、生物时间、自然时间、心理时间、体育时间。从《美国语文》的篇目即可看出,编者和作家们是多么关注“时间”(有些篇目是诗歌,不见于国内《美国语文》版本):《时代故事》,《欧拉乌达·艾库维阿诺一生的“有趣的故事”》,《弗吉尼亚通史》,《一小时的故事》,《冬天的梦》,《四月沐浴》,《早晨的路程》,《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 -当我死了》,《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某个阳光斜射的时刻》,《熟悉黑夜》,《幽灵进来的那一夜》,《前七年》,《晨光明亮》……如果说这种罗列有简单粘贴之嫌,那么我们不妨以第一部分第一课《第一次美洲航海日志》为例,分析编者如何以历史时间为序,来回应我们共同关注的“时间”命题。

倘若模仿东方的叙述方式,1492年也许应该被命名为“发现新大陆”元年或者哥伦布元年。然而,这种僭越虚妄的命名方式并没有被公元纪年方式所采纳。1492年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北美洲,是一次大无畏的英雄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心向大陆航行,访问那个城市”;一次寻求财富的功利行为——“根据是否发现了大量的黄金或香料来决定我的行动”;一次希望以公平方式来进行贸易的行为——“作为交换,我们向他要一些水”;一次充满道德感的到访行为——“我下令不许动房子里的东西”,“我命令我们的人不许拿走任何他们留下的东西,连一根针也不行”;一次采集标本的科学探险行为——“我确认它们都很有价值,所以我保存了这些树和植物的标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有着功利心和道德感的人,一个存在种种缺陷和有限性的人,哥伦布没有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武力的强大和征服的快感,没有自我标榜文明战胜蒙昧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优越感,没有自我装扮为纯洁无瑕、不食人间烟火的至圣先师,没有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也没有被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刻意打扮为奉天承运、英明神武的天之骄子。尽可能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放在绝对真实的时间所构成的坐标系统里,体现哥伦布对人性的光明和黑暗的客观态度。时间的真实性、不可逆性、单向性、客观性、公平性、唯一性,在原始而本真的航海日志里得以尽可能以原貌呈现在后人面前。人们在“时间”这个维度里,能找到最为真实的依托,得到贴近生命本真的归属感。唯一事件的存在可能性,成为产生历史观的前提条件。于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得以从可能性变为真实性。

与此迥乎不同的是,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丛林法则下的武力征伐,癫狂悖乱的伪托天命,洋洋自得的炫耀权力,成为命名时间的依据。权力不仅宰制人的外部行动和思维模式,而且规制人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改元正朔,治乱循环,六十花甲,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使得吾土吾民成为拜权力教和循环史观的信徒。“往复循环意味着事件的重复,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人类行为的意义。”更有《时间开始了》试图把权力凌驾于时间和空间之上——时间成为权力手中的玩物。大大小小的权力拥有者特别信奉“官大表准”的潜规则,他们以垄断时间的解释权和命名权为乐事。暴力崇拜、道德崇拜之虚妄,莫此为甚。

棘轮效应与道德进步

贾谊曾引用谚语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寄希望于人们能够吸取教训,不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王羲之发出议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过去-现在-未来的简单循环让书法家感慨万端。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诗人对后人不能借鉴前人教训的哀痛之心溢于言表。看来,谚语、序言和赋作不能终结历史的循环,不能让人在制衡权力的问题上变得聪明一点。如果就这样延续下去,人类似乎只可能在日渐血腥的相互厮杀之中变得越来越没有尊严,没有荣誉感,没有灵性的舒展,没有对此岸世界的超越。率兽食人、人性沦丧将宣告撒旦在赌局中获胜。黍离之悲、兴替无常、盛衰无凭、国破家亡、昔盛今衰、物是人非……如果这些词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那么只能说这个民族是一个心智发育不成熟的“类人孩”,是如同搭积木一样喜欢推倒重来的游戏中的小孩。多少民族不能走出毁灭—重建—再毁灭—再重建的怪圈,多少诗人在诅咒原地打转的不长记性。

然而,积累性文化进化和棘轮效应对此说“不”:“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着各种改进,这就是说,人类具有文化‘历史’。他们积累改进并且拥有历史,因为支持他们的是威力特别强的文化学习过程,而使文化学习过程特别强的原因是它受到了人类独有的认知适应所支持,即把他人理解为就像自己一样的有意向的生命体,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学习的各种形式,它们起到了棘轮效应,在社会群体中忠实地保留新发明的成果。直到更新的发明取代它。”人性是处于魔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状态:人性之恶使得提升人性、祛除魔性有其必要性,人性之善使得人类向神性方向发展有某种可能性;如果只剩下人性之恶,则人类的政治活动没有可能;如果只剩下人性之善,则人类的政治活动没有必要;如果文化没有优劣之分,那么吃人只不过是一个口味问题。于是,乐观的科学家有这样的研究成果:“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笔者案:目前尚无中文译本)中着手说明道德进步真有其事,人类的历史,的确是一部道德进步的历史,并且指出这种进步要部分归功于启蒙运动、归功于广义的现代性所包含的普遍主义原则。关于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暴力在近五千年的历程中一路降低、减少。”

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坚信人类的理性、德性、灵性和神性终将战胜强取豪夺、背信弃义、专制暴政、穷兵黩武。在《独立宣言》里,我们看到先哲对人类既往的宝贵财富的继承和珍视——自然法则和造物主的旨意在在昭示,平等、独立、尊重、自由、生存权、代表权、发展权、制宪权、表达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我们看到先哲对人类良心和正义始终抱持信心——坚信人类舆论的公正裁决,坚信“公正的世人作出评判”,人类对美德的向往已经、正在并必将把“人人生而平等”奉为永恒真理,就像相信日月星辰的永恒存在一样;我们看到先哲数说暴君的罪行时以何种信念和标准为前提——权力(power)必须保护权利(right)才具有合法性,纳税人雇请政府为自己服务并让渡一部分权利给予政府,民众的天赋权利可以赋予政府权力以合法性,当然也可以收回政府权力;我们看到先哲历数殖民地人民隐忍谦卑的美德不能唤起英王乔治三世施行仁政的愿望——在此春风依旧唤不回的时局下,殖民地人民不避斧钺,幡然觉醒、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R·利文斯通和罗杰·谢尔曼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大陆会议在1776年7月4日由56位签署者签名并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武装力量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对抗。这一对抗之举意味着叛国罪的罪名的成立,意味着宣布自己的死刑。然而,这些勇敢而睿智的人就是相信良心、正义、独立、自由、平等的力量,就是相信上帝既不站在强者一边,也不站在弱者一边,而是站在公义一边。棘轮效应和道德进步就是这样以《独立宣言》为证据,再次证明了人性的力量是可以建造山巅之城的。

语文是承载者和型塑者

历史是人类经验的汇集,语文则是人类经验、人类先验、人类后验和人类情感的记录者、承载者和型塑者。美国民族精神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富兰克林则是美国民族精神的记录者和型塑者。

《美国语文》选取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三篇文章,这是选编者对这位在文学、新闻、科学、外交、教育和哲学等各个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国人的莫大敬意。《富兰克林自传》是人类情感的典范,《在立宪大会上的演讲》是人类理性和人类缺陷的表述,《穷理查德的年鉴》是人类经验的浓缩。这些文本为我们勾画出富兰克林如何“凭着勤奋的工作、无私的奉献和智慧的心灵,从贫穷中奋发,一跃成为一个富有、著名而又极富影响力的人”。三篇经典文献让美国民族精神立体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富兰克林自传》让我们看到了富兰克林是多么看重语言文字对砥砺品德的型塑力量:“我做了一个小本,在这个本里我为每种美德分配了一页。我用尺子和红色的墨水在每一页中画出7列,每一列代表一周中的一天,用代表那一天的字母标明。我用13条红色的横线把这些列分开,在每一横行的开头标明一种美德的起始字母。在每一行和相应的列中,我会用一个小黑点来表示我在检查中发现的那一天我在那种美德上所犯的一个错误。”富兰克林以饱含感情的笔调,向我们描述他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用十分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养成一个道德上没有缺陷的人相期许。富兰克林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因此十分看重清教精神的砥砺:清教强调每一个信徒直接面向上帝,直接面向自己的内心,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不需要也没必要通过神父、主教、枢机主教、教皇这些等级森严的神职人员与上帝沟通。这种沟通方式更能体现教徒的自主性,也更能体现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自由选择的尊重。宗教对道德的型塑是神性对德性的呼唤。富兰克林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绅士,因此十分看重用英国绅士风度来约束自己。从对贵族排场的崇拜到对绅士风度的称许,是英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绅士风度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萌生对尊严和体面的追求,尊严和体面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和禁脔;而一个有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追求尊严和体面的社会,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而成为绅士的社会,一个十三四岁的印刷工学徒也对美德萌生出无止境追求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更人性化、更普世化的社会。

不宁唯是。由富兰克林等人所定义、所型塑的美国民族精神是对英国绅士风度的继承,更是一次巨大的超越。如果随便问一个对美国没有深入了解的人,什么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相信答案可能会是牛仔裤、NBA、可乐、好莱坞大片。的确如此,这些深具平等精神的“美国造”,确实最能反映美国精神。在这些物质性和精神性产品的背后,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对劳动美、平民美的由衷喜悦和无比自豪:石磨蓝的牛仔装破烂得有了孔洞,却更具粗犷豪放的劳动之美;NBA的热播激发出各个阶层的运动热情,穷街陋巷竖起一个篮筐就可以扣篮;可乐不需要精致的茶杯和雅致的情怀,随时随地就可以解渴消暑;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不仅仅是因为高科技制作的精美,更是阿甘、大兵瑞恩之类的平民精神和普世价值的胜利。相比之下,假里假气、矫揉造作的法国贵族装束,穷人与平民不得入内的高尔夫运动,悠然自得、颇具东方神韵的沏茶品茗,宣传意味十足、意识形态色彩十足的说教片,无法博得世界各地人民的爱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立宪大会上的演讲》是富兰克林以及其他美国开国先哲们“伟大的妥协”精神的记录和见证。富兰克林这样演讲:“我承认,这个宪法中有几个部分我现在并不满意。但是我不能确定我将永远不满意。在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针对一种更好的信息或更完满的状况而改变自己主张的经历。这种改变有时候甚至是针对重要事项,这些事项我曾一度认为是正确的,但末了发现并非如此。因此,年纪越长,我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越给予他人意见更多的尊重。”正是基于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对人类理性和人性弱点的洞见,美国贤哲们在经历了多日的争论之后,达成了“伟大的妥协”。谦卑品质和对人类认知有限性的认识,对偶像崇拜、道德崇拜、智力崇拜永远保持足够的警惕,让新大陆这艘希望之船成功避开了集权专制、无政府主义的暗礁,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相互制约的航标灯的指引下,“在那个历史性的关头,经受住了泛民主的诱惑,它拒绝直航,而是成功地转了一个弯,摆脱了奴役与被奴役、暴政与暴乱因因相袭、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消解了那个至今徜徉在人类其他地区的魔咒,向着真正民主自由的未来方向起航。”在最优和最坏之间选择不那么坏的民主政体,放弃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乌托邦思想,也拒绝戴上意味着至高权力魔戒的诱惑,富兰克林和其他先哲为立宪政体写下了人类智慧的新篇章,从而为新大陆人民赢得了福祉和利益。这一珍贵文献也就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性成就。语言为历史进程树立路标,历史成为后来者的语言资源、道德资源和思想资源,二者相互型塑,相互承载,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宝库增添财富。

东方人用黄历规范人的行为、避开忌讳之事、定义时间的皇权色彩,而《穷理查德的年鉴》则用朴素的语言记载并型塑良风美俗。富兰克林从1758年到1796年,连续38年出售这本年历。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方式,对美国精神的形成居功至伟。试分析下述谚语和格言:

“早睡早起,健康、富有、又聪明。”——大力彰显平民的生活习惯和目标合乎道德和信仰。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诉求固然是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秩序、勤奋、守时等工具性的次级道德也是社会道德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天助自助者。”——上帝旨意和自强不息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今日事,今日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受益无穷。

“饥饿就是最好的下饭菜。”——生活节俭、弃绝奢华,是清教精神的基本准则。

“爱你的邻居,但也不要拆掉你的篱笆。”——既遵循博爱精神善待邻居,又为自己保留空间;既以善意看待世界和他人,又对人性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风俗包括风尚、礼节、习惯以及禁忌等,一般是不成文规定。《穷理查德的年鉴》对流传久远的谚语和格言进行加工,以年历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既有外在行为动作方面的约束,又有内在精神和信仰方面的规定,对美国平民精神的塑造、定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人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谚语和格言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朗朗上口的音韵和节奏,在外在行为习惯、内在品德修养、精神信仰和灵魂皈依方面,传递着千百年的文化基因。虽然谚语和格言的这些优点看上去琐琐不足道,与宏大精深的哲学研究和肃穆庄严的布道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五月花号”公约》以及《穷理查德的年鉴》等语言文字的熏染下,逐渐被提炼、升华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契约精神,协商机制,妥协手段和意识,财富意识,个人空间与邻里关系,精神追求与现实利益,自由与边界,法律与习俗,程序正义与目的正义,起点平等、过程公正与尊重结果,警惕道德崇拜和智力崇拜,诚笃信仰,都具体化为年历上的格言和谚语。经济美德、社会美德、政治美德以及实证哲学、实证科学精神的形成,端赖于此。语言对人类经验的记录和承载,对民族精神的型塑作用可见一斑。

五、语文是一条河

文字是构成文明的四要素之一,是语言和文学的外在物质表现形式,是人类走出蒙昧、得以持续前进、延续文明进程、摆脱返祖现象的标志性成就。语言之于人类, 就像气息之于生命——气息赋予人类以生命,语言赋予人类以灵魂和思想,虽然二者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习焉不察。语言既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产物,又与民族的精神特性互相型塑。

在美国,语文就是English Language Arts,亦即英语语言艺术。无论是语言交流,还是文学艺术,其深度和广度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整合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加利福尼亚州11-12年级的教学内容和目标的“词汇和概念发展”里,有三个目标要求:“1.探索政治科学和历史中运用的那些有意义的术语的来源。2.运用希腊语、拉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根和词缀知识,去推导与科学和数学有关的术语(专有名词)的意义。3.辨别词语相似的意义,不仅分析其关系和推论,而且进行具体的比较,寻找相同点。”11-12年级的《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的编排体例完全采用编年体,历史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凸显。由此可见,美国语文努力追求与政治科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地理学、哲学、心理学、广告学、医学、文艺学、语言学、数学、逻辑学等学科的融会贯通,体现出“以完整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

美国语文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更是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公民素质、综合国力、国家理想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2002年布什总统签署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把阅读能力(包括阅读印刷品、听、观察)当做是教育的头等大事:“我们国家正在逐渐地被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没有理想。”在此之前,1983年发布的报告《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凝聚了美国各阶层的共识,唤醒了美国人民对教育危机的重视。语文以及阅读,被美国各阶层看作是与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天字第一号大事。“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以及“把阅读放在第一位”成为教师、学生、家庭、教育部门的共识。理解与表达,不仅有着获得平等的生存权的现实意义,更有着充分行使表达权、言论权的精神意义。怀特海说:“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这句话是对美国语文希望达到的读写听说能力的最好诠释。

语文是一条浩浩汤汤的大河:这条河映照着日月星辰的光辉和晦暗,流淌着人类的光荣和梦想;这条河见证着儿童的向往和成长,催生着文明之花的萌发和繁茂;这条河包容着阴谋和诡诈的得逞,旁观着虚假和丑恶的表演;这条河看惯了野心的膨胀,听惯了权力的喧嚣。语言文学的大河有着足够强大的澄清能力,会逐渐淘去沙砾,露出真金。

语言是存在之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语言既是历史的记载者,又是历史得以存现的体现者。

 

 



回复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