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彪:倾听远方的春雷——读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赵宗彪:倾听远方的春雷——读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春节期间,有一本书我反复阅读,它就是茅于轼先生的新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我看过不少,而这本《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以为是他写得最好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茅先生针对中国社会问题发言中最重要最深刻的作品。

这是一本理智、冷静、全面的中国社会健康状况体检报告书。它对中国的现实,不虚夸,不丑化,而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全球视角,作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书中呈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客观而理性。作者从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入手,找到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最关键的病症,指出了产生这些病症的原因,追根溯源寻找它的制度的、文化的、思想的根源,并澄清了很多是似而非的观念陷阱,为中国如何走向宪政文明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书中深邃的思想,宽阔的视野,睿智的经验,理性的论述,前瞻的预测,都将会在今后至少十年里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这是以最浅显的话语讲述宏大道理的书,平易近人,高屋建瓴,娓娓而谈,体现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这是一本讨论全体中国人利益、也适合所有中国人阅读的书,特别是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更应该仔细阅读的书。

事实上,作为地球村的一员,除了人种、环境、历史、文化不同之外,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弱智或睿智,人性相通,我们并不存在什么可以“例外”之处。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增加,而是有了更多的怨气和戾气?贫富不均全球皆有,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成了问题?茅先生认为,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是“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一个社会是需要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里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人类历史非常漫长,在过去的5000年中,大部分人都在挨饿中渡过,全世界的平均寿命也只有26岁。直到19世纪,人类才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不但寿命大幅度地延长,享受的财富也成十倍地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9世纪以前人类的停滞和19世纪以后的快速发展?茅先生认为,是因为人权和市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权的对立面是特权。关于人权和特权,茅先生有非常明白易懂的阐述:“特权最基本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法律的执行上和习俗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这是特权。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他认为,人权根本不用争取,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到来。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得到最合理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良法。

对当前全国正在推行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书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既没有公平,又牺牲了效率。针对一些学者为迎合民众心理而不敢为富人说话的现象,作者认为,他为富人说话曾受到猛烈的批评,但是,因为为穷人说话的人多,所以他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目的也是为了穷人。因为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就没有了前途。他的理念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对于保护18亿亩耕地,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为某种资源规定一个红线,用行政的方法使用各种资源,不相信市场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的结果,最后是搞得连饭都吃不上。此外,对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等关系,作者都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振聋发聩,直指事物本质和核心。

这本20万字的红书皮的汉字书,使我想起200多年前美国托马斯•潘恩的英文书《常识》,写的都是常识,是两本书最大的相似之处。潘恩的《常识》说服了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从不列颠独立出来。当时北美人民的君主制观念还根深蒂固,连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这些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都不曾明确提出从英国独立出来。1775年4月l 9日的列克星敦和康柯德的战斗之后,潘恩得出结论,这次起义的目的不仅要反对不公正的税制,而且要支持全面独立。只有独立,才有自由。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潘恩发表小册子《常识》,这本书立即引起轰动,在一个人口仅250万的北美殖民地里,总共售出了50万册。有人说,是潘恩的《常识》首先喊出了美国必须独立的声音。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像。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出版,费了多少周折,其中有多少篇幅和章节已被删除。它的封面有一根点燃的火柴,大概有让思想的星火可以燎原之意吧。但是,它能够公开出版,可能也是一种意外。虽然它的发行量不可能如潘恩的《常识》那么大,也不如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但是,我坚信,当我们过了十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中国实现了宪政之后,再回头看这本《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会发现,以它对中国问题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它有着同《常识》一样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于当下,它则是一声远方传来的春雷。

赵宗彪:亲情的咏叹调——读龙应台《目送》

龙应台是著名的学者。在百度中,键入“龙应台”三字,就有79万条搜索的显示。这位当今华人文化圈里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因为父亲姓龙、母亲姓应,1952年生于台湾,所以名叫龙应台,但是,让很多人惊奇的是,她却是一个女士。

得闻龙应台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她的那本著名的《野火集》。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人们热切希望突破现状,冲撞权威的年代。海外留学归来的龙应台,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挟年青知识分子的锐气,从1985年开始,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政论,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短短二十一天里就再版了24次,在台湾岛上,四个月居然卖出了十万本。台湾家庭几乎家家户户的客厅里都有一本“野火”,“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个人买回来的”。中国的宝岛,因此刮起了一股持久的“龙卷风”(余光中语)。

“龙卷风”很快就穿过海峡西进大陆。《野火集》首先在大陆出版,虽然更名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这“台风”照样刮起得轰轰烈烈、气吞山河。现在回忆起当年读此书时的激动与激愤,仍然历历在目,恍若昨日。《野火集》剑拔弩张,寒气逼人,横刀立马,杀声震天,文风凌厉如秋风扫落叶,对于中国人的种种陋习文化以无情的抨击与批判。这本书在大陆究竟卖了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因为盗版太多了。

《野火集》是华人世界的读者认识龙应台的开始,她的书和柏杨先生的书一起,对于大陆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影响至深。

因为《野火集》,以后对龙女士的所有书和文章,都刮目相看了,不管是大陆出版还是海外出版,纸质的,网络的,都非常喜欢,凡是能找到的,都读。而这本《目送》,同《野火集》比,是另一种风格的书。

《目送》共由七十多篇散文组成,是为一本极具亲情、感人至深的文集。也是比较私人化的作品。她在书中,款款深情地抒写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苍老、兄弟的相见难、儿子的离别、朋友的牵挂,写人生的无奈和脆弱、写生命的失落和放手、写感情的缠绵不舍和命运的不可捉摸,写得婉转,忧伤,深情,惆怅。如果说,写作《野火集》时作者的身份是知识分子,风格如阳光般猛烈,那么她写《目送》时的身份,除了知识分子之外,更多的则是女儿、妹妹、母亲的成分,风格则有如月光般柔情。她的写作,从批判社会的《野火集》,到纪录历史的《大江大海》,到写家庭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再到这本《目送》,龙应台已从外部世界的批判、审视、反思,逐渐转向了对人生本身的探索与思考,已从热烈转向深沉,从高亢转向了低吟。

本书的名篇是《目送》和《(不)相信》。《目送》一文的片断:“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在《(不)相信》中,她写道:“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可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了文明之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正义更安全。譬如理想主义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作为华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这两篇文章在华文读者中的反响有点耐人寻味:龙应台在序言中说:

在中国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与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上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人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对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

现在的龙应台,在大陆同样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她的《野火集》依然长销不衰,本人也买过三四种不同的版本,以表示对作者深深的敬意。对龙应台来说,《野火集》也是“自己以后去关心、认识华人区不同城市的一个起点、一颗种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两岸局势,与当初《野火集》成书的时代在背景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龙应台“重要的是培养出更有知识、更理性、更有批判精神的公民”的目标,在台湾已大体上实现了。从社会作用上说,台湾可以不再需要龙应台。而我们大陆,倒更需要龙应台,更需要这种艰辛而又不可逾越的文化工作,以培养更多的公民意识。

事实上,不管是《野火集》还是《目送》,它在大陆的出版和畅销,就已经证明了,龙应台先生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

赵宗彪:如何造就一个自由的人——读沈宁《培育自由——美国教育观察笔记》

教育并不难。几乎所有的动物本能地都会对下一代这么做。但是,如何做好,就难。我们一般都说“教书育人”,是说到本质上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因为一个种族要生存,必须由下一代来继承和发扬上一代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并有所创造和发展,才能不断适应世界的变化。一个民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的实质,就是教育的优劣。

近代以来,关于教育的话题汗牛充栋、不可胜计,总体的评价,是认为我国的教育,不如西方好。相比而言,我国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是以复制为重,讲究不违圣人之道,反对创新。而西式教育,重视培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鼓励发明与创造。所以,清政府改良的第一个大举措,就是废除科举而引进“洋学堂”,派幼童出国留学。中国现当代史上所有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都是西式教育的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我国当前教育的不满日益加剧。不少有实力的家长,义无反顾地用脚投票,纷纷送自己的子女出国读书,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也不是十全十美,我国的教育也不是一无是处,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向他们可学的成分多。以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说,那就是,最能体现创造创新的诺贝尔奖,从它诞生以来,共发放了830多枚个人奖,美国人独得了330多个,超过了三分之一,而我们中国,同所有的科学发明一概无缘。就是文学奖,也才由今年的莫言破了天荒。真是劝君莫言诺奖事,一言国人泪沾裳。

介绍美国教育的书,一直很多。这本沈宁的《培育自由–美国教育观察笔记》,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它是作者的《我在美国三十年系列作品》三本之一,另两本是《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美国社会观察笔记》和《日常美国–旅美生活随笔》。以美籍华人、老翻译家董鼎山先生的话说:“国内的朋友有想了解美国生活的,非读此系列图书不可。我在美国留居六十余年,看了沈宁的这套书,心头泛起一阵亲切感,特别是政治、经济、教育方面。”这是一本专栏文章的合集,许多文章都在海峡两岸华人的报刊上刊登过。同学者们不同,沈宁的书,不作理论探讨,只以亲身所见所闻所历,来写美国的教育现状,读来更为直观和平和。不但对准备让子女出国的人有参考作用,对于一般的读者了解美国社会,也会有借鉴意义。

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它的办学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要长。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已有370多年的历史,而美国的立国时间,只有230多年。但这并不说明,美国的教育没有底蕴,欧洲大陆的所有文明成果,事实上都是它雄厚的教育基础。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培育自由》,美国的教育,没有我们这般的重视背诵与记忆,而是强调培养自由的思想,培养动手的能力,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

在《爱动手的美国孩子》一文中,作者介绍,有一个叫西蒙斯的朋友,他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制作了一条大木船,有帆有桨,高大威武,非常漂亮。那个学期,全班所有同学每天上学,就是敲敲打打安装木船。作者问道:你们一学期就不上课吗?西蒙斯说:那不是上课吗?在制作木船的过程中,同学们学会了绘图、读图、测量、计算、几何、三角、力学、化学、历史、地理、天文、气象,还学习了木工、铁工,甚至缝纫等技能,并且训练了相互协作和团队精神。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小学教育模式,让孩子自己动手、动脑,在欢天喜地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也获得实际技能。

同我们对孩子以批评为主的教育不同,他们几乎都是鼓励和赞美。作者在美国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对孩子的用语单子,专门提供给家长对孩子谈话之用,据说这些话家长每天至少应该对孩子说上一至两次:“我爱你。你真棒。干得漂亮极了。我真为你自豪。谢谢你帮忙。我看出你很努力。我信任你。你有这才能。你说得对。你想得很周到。你让我很高兴。”

世界上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能否尊重孩子,却是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只要对孩子好,适度的体罚和逼迫是可行的,也是合法的。在美国,这不但不可行,同样也不合法。如果哪家孩子一边弹琴一边痛哭流涕,邻居看到了,会去告发,如果判作虐待孩子,家长会有坐牢的危险,孩子也将被社会局带走,送给别的家庭代养。因为他们把孩子当成跟自己平等的人,所以尊重孩子的意愿和爱好。作者的几个美国朋友,原来很喜欢欣赏中国钢琴家郎朗的演奏,后来读了他的自传之后,觉得难以忍受,他们把郎朗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总结为恐怖和可怕。他们认为,经过那样残酷的童年和少年,郎朗的心理一定不健全,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一个人生命自身的快乐,远比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如果有作出选择,宁可不要音乐家的郎朗。这种思想,在中国不是过街老鼠,也肯定是异端邪说。

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人对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中美国人的强烈反应不解,因为我们对政客作假和说谎,常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对美国而言,对儿童教育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诚实。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或者是任何公开场合,时时处处都培养孩子说真话的习惯,他们把诚实当成做人的最高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容忍一个人说谎,更不能容忍一个总统说谎。而我们呢?因为“阳谋”是领导人的策略,说假话是办大事的前提,所以到如今,变得真话都需要勇气了。索尔仁尼琴在说到苏联时认为,“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这不是人和猿人的区别吗?不说也罢。

我们总是强调国情不同,这不过是美丽的遁词。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追求自由平等的心,不会因为肤色不同而有区别。华人的智商不比任何民族低,为什么在中国就创新不足,到了外国,就变成了创新者?为什么在中国是条虫,到了外国就是龙?关键还是教育。是教育国民做一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人,还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锣丝钉、做一个国家的驯服的工具?这就是根本的区别。如果教育没有变,人就不会变,未来就不会变,社会就依然率由旧章,一切的所谓变革,都只是一句空话。

在大陆造就一代自由人,肯定不是梦想,只是不知道时间需要多长。

赵宗彪:独立思考应该是常态——读周有光《静思录》

人上百岁而又健康的,还真不多。当年巴金老人,上了百岁,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只能在病床上受折磨。而北京的周有光先生,却是一个例外,他有106岁了,居然生活能自理,还能自己写文章。这一本《静思录》,副标题就是《周有光106岁自选集》。

周有光先生生于1906年,原名周耀平,江苏常州人,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他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荡。回顾一生的苦难,老人没有丝毫怨尤,“这也很好,没有财产,就没有包袱,很轻松。”

对周有光先生,以前还真了解得不多,只是九十年代以后,因为读了他的一系列书,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才知道他的学识、胆识确实与众不同。半个多世纪来,周有光先生出版的单行本本著作就达40种,如果加上他参加编辑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说他著作等身,是毫不夸张的。

进入新世纪后,老人依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文章,也常常接受记者的采访,对国家和社会事务,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敢言人所不敢言,其思想之深邃,勇气之高昂,确实让人钦佩。而事实上,他作为中国汉语拼音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采用他的智力成果的。

《静思录》是周先生50多篇文章的合集,全书分四卷:闲谈人生、静观波涛、思入风云和学习新知。对周先生的书作出评价,超出了我的能力,就摘抄书中的文字,才是最简捷的办法:

——《与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中国有三宝》:外国科学家说:“中国有三宝:长城、兵马俑和汉字。长城是伟大建设能力的象征。兵马俑是组织能力的象征。汉字是伟大传统文化的象征。”我的朋友指出:长城是封闭的象征,兵马俑是秦始皇专制残暴的形象化展览。汉字是唯一有积极意义的一宝。

——《陈独秀和胡适分道扬镳》:邵文说:历史的诡异在于苏联策动中国反帝,然而,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一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蒙古脱离中国,成为苏联殖民地。苏联成功了,美国成为中国一个世纪的敌人。

——《苏联历史札记》:侵略扩张是帝国的常规。苏联大帝国的扩张速度十分惊人。沙俄在兴盛年代每天扩张领土800平方公里。莫洛托夫说,“社会主义就是苏联统治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说俄语,用俄文。”

——《端午节的时代意义》:屈原之死,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端午节从纪念屈原受难的节日,经过二千三百年的绵延,发展成为尊重知识的节日,解放知识分子的节日。言论可以控制,记忆无法禁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宗教立国是中世纪的制度。现代政策是信教自由,政教合一进步为政教分离,不再有国定的“国教”。政教合一阻碍人格解放和社会发展。

——《不丹王国的民主化》:不丹老国王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

——《三个国际语言问题》:全世界6000来种语言,有一半即将消灭。汉语是人口最多的语言,又是东亚古代区域多国共同语。缺点主要是内部没有一致性。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有三种汉语:大陆汉语、台湾汉语、香港汉语。要想提高国际地位,必须首先做到内部有一致性。

——《丝绸之路和字母之路》:“丝绸之路”从东向西,把中国的丝绸运到欧洲。“字母之路”从西向东,把欧洲的字母运到中国。“丝绸之路”很早开通了。“字母之路”很晚才开辟。

……
  
人生一世,留给后人什么最好?

老子当年对孔子说:君子赠人以言。所以,我国的许多名人,都只有在临别世界以前,才能说一些肺腑之言。如艺术家赵丹、如科学家钱学森。(前者说,对文艺不要管得太多,后者留下了一个“钱学森之问”。)可能是只有这时候,他们的顾忌少了,胆子才大了,心灵才得以自由。周有光先生年过百岁,当然更有理由说真话。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他在自序里说:“如果说这里也有一丁点儿的可供借鉴的价值,那就是我下笔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番独立思考,避免人云亦云,力戒以讹传讹。”“对于长期接受引导训练的青年们,如果一时失去独立思考能力,也只要正襟危坐,闭目静思,就能渐渐恢复正常的独立思考本能。因此,这本文集定名为《静思录》。”

比周有光先生年少的资中筠女士说过:“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

相比较而言,一些青年与壮年的知识分子们,因为种种原因,说言不由衷的话的比例会更高一点。有些是被信息遮蔽与时代政治所误导,只相信他们原来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敢和不会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些则是为了一些利益不惜阿世求利,故意胡说八道。现在尽管出版物多,但是,值得每页都读的书甚少。因为没有独立思考,所以就没有创新与创造。

事实上,读了这本《静思录》,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不少历史的真相。只有当我们不断逼近真相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独立思考。只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不知有多远。

赵宗彪:民主不是坏东西——读薛涌《坏民主》

六年前,俞可平写了影响很大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这个几乎老掉牙的常识,却常常被今天的人们所遗忘。

民主是什么?各种解答会多如牛毛。但大体意思是,这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即普罗大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以法治国,从总统到平民,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是泊来品,这个洋货,从清代末年开始走私进口,一直为清政府所打击。直到了满清政权被推翻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作为“德先生”才被大张旗鼓地礼请到中国,与“赛先生”(科学)一起,成为“五四”的两面最光辉的旗帜,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前驱。一百多年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让人民享有真正的美好生活,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奋斗,数以百万的中国人,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建设民主国家,不但是中国人的梦想,同时,也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翻开世界地图,会发现,民主或者号称民主的国家,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即使一些名义上的君主国家(如日本、英国、泰国),也是事实上脱胎成了宪政的民主国。

不过,那些教科书式的定义,毕竟枯涩,不如龙应台女士的话说得更实在和可亲:“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坏民主》的作者薛涌是著名学者,也是专栏作家。他一直致力于向中国介绍美国,同林达、刘瑜等留洋学者一样,为国人了解美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非常勤奋的作家,已经出版了《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谁的大学》、《中国文化的边界》、《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察》、《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怎样做大国》等书。他的书,我大部分都读过,他不但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直言不讳,同时,也对中国的诸多现象,作毫不留情的批评,正因为这一点,我特别喜欢他的文章。我以为,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个模样,即应当有士人的风骨。

这本《坏民主》的副标题是“薛涌美国社会观察笔记”,全书分为六个篇章,是他专栏文章的合集,分别从政治、经济、新闻媒体、公民生活等几个方面描写美国各个阶层的人生百态,更加全面、立体化地阐释美国的民主生活。作者自己在美国生活了十六年,头疼的事情很多,愤怒的事情很多,搞笑的事情也很多。民主里面有贪污腐败,有二奶,有苛捐杂税,有繁文缛节,有莫名其妙的法规章程,作者身在美国的庐山之中,就将所见所闻所想直截了当地写下来。对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但是,民主社会的媒体偏偏又新闻量最大,满眼的新闻都是假丑恶的东西。但是,也恰恰是无处不在的新闻监督,使权力者不得放肆。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工–除了那些一次次地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也就是说,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只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

看这本书,我们中国人会发现,在美国哪怕当总统也十分可怜,要不停地讨好国会,讨好舆论,处处小心翼翼,不要说一点“王者之气”都没有,就是领导者的威严也一点都没有,虽然号称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一号人物,还正不如在中国当一个乡镇长威风。那些反对党们,整天吵吵闹闹,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那些新闻记者们,一点爱国意识都没有,总同总统过不去,检察官法官们,更是无事找事,专门鸡蛋里找骨头,心里从没有一根维稳的弦,动不动给自己人难堪,让国外敌对势力高兴。事实上,正是这种将权力之虎关进铁笼、让领导当孙子的民主体制,才保证了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一个世纪中都永葆青春,活力四射,才使每一个公民都是真正的国家主人。

薛涌作为一个在美国教书的学者,随时给国人泼点冷水,让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乌托邦,是他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如此多的“坏民主”,就认定民主不是好东西。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对人类两千多年智慧的一种讽刺,也是对为之奋斗的先烈们的亵渎。对社会而言,专制就是丛林法则,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不可能有安全感,都不可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在美国讨论坏民主,就象欧洲的一些地方讨论是否要取消交通道路上的红绿灯和素食一样,对于他们而言,是适当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民主是已经存在的生活,如阳光和空气,而对于连有红绿灯都需要强制力才能遵守的地方、一年里吃几次肉都是奢望的营养不良者而言,侈谈取消红绿灯和不吃肉就是荒谬的。这也是我们读这本书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赵宗彪:让英雄永垂不朽——读《国家记忆》

人是有记忆的动物。记忆都有选择。人性总是牢记自己给他人的恩惠,而容易遗忘别人给自己的帮助。“忘恩负义”是一句永不过时的话,大概会和人类的历史相始终。因为不会遗忘,人就无法乐观,因为生活之中,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有些记忆,是不应当遗忘的。对一个人而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云云,实施起来比较难,但对有大恩于己者,即使不能报答,总不能遗忘。对一个民族而言,那些为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的人,是最不能遗忘的。这种记忆,可称为国家记忆,需要人们不断地强化。大型画册《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印像》,就是这样一本免于人们遗忘的书。

这本500多页的书,全是黑白照片,照片原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编者章东磐等人在那里整整搜寻了两个月,是从250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500多帧编成。作者都是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摄影兵,主角基本上是中国军人,还有中国的盟军、难民和中国百姓。它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的抗战,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从可爱的小孩,到抢修机场的农民,有士兵死难的悲伤,有伤兵缺医少药的艰难,也有战士给爱人写信的欢欣,有战斗,有训练,有歌舞,有比赛,有休闲,有欢乐。尽管里面的中国士兵常常枪械简陋,里面的中国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没有消沉与绝望,多的是乐观与希望。这是我看过的摄影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本,也是我所看到过的有关抗战题材影集中,最丰富多彩和全面客观的一本。

人的记忆是有误差的。对同样的事情,哪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回忆,可能也会有出入。但是,摄影机不会,照片不会。这就是照片的魅力。它将人们的记忆凝固在历史的时空上。

封面的照片即非同凡响。手握上了刺刀的钢枪的战士,浑身披着藤萝与草叶作伪装,正警惕地盯着远方。正如本书的主编章东磐所说:“只一眼,我就确信,这位持枪战士的肖像会成为我们第一本书的封面。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

正文第一页的照片是一个刚刚牺牲了的中国士兵,他仰面斜靠在一个土坎上,可能是头部中弹,额上流着血,双目已永远地闭上。这是一张青春的脸。他的左手掌上缭绕着绷带,左脚的鞋子已掉,右脚穿着草鞋。如果没有战争,他会做什么?谈恋爱?在教室上课?在田间干活?都有可能,但是,不会是死亡。照片下是分别用中英文印着:“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

书中给我特别震撼的,是多次看到我国的士兵,都穿着草鞋训练、打仗,还有一张是士兵自己在打草鞋。还有许多让人难忘的照片:13岁的中国“老兵”的笑脸;不到十岁的小姑娘,正在地下兵工厂里给弹壳填装炸药;数以百计的中国农民俯首拉动最原始的石碾,在修建机场,他们的头上,是盟军的飞机;中国空军中尉冯生辉穿着美式军装,正给远方的恋人写信,而他心上人的照片,就贴在他的身旁。也有让人欣喜的:中国的国旗在缅甸的村头升起;中国军人开心地举着缴获的日军武器;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文件……感谢让这些场景能重现于今天的美国摄影师们,他们很多人,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这些照片,我们的许多历史,可能就会真的死去。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年初在浙江台州抗战老兵袁祥彬先生家。因为南方一家出版社的约稿,我对年逾九十的袁先生进行了先后八次、共二十多小时的采访,写成近三万字的访谈录。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写得最沉重、最艰难的文字,也是最让我心灵震撼的采访经历。他当年即是出征印缅的中国新六军远征军军人,也是台州目前还健在的印缅远征军唯一老英雄。他家里有一册《国家记忆》,是关爱老兵志愿者送给他的,他让我看看。里面的画面,让我心潮难平。因为书中的景像,再现了老英雄的叙述,尽管书中没有他的照片,但是,那些人,都是他的战友,那些枪械,就曾是他的生命。他指着其中一些照片,常常眼含泪水。

战争就是死亡。战争就是灾难。如果有选择,没有人会选择战争。本书编者曾陪着一位牺牲于中国的美国抗日英雄梅姆瑞的两位女儿,在战场墓地,他问:“你为父亲的光荣牺牲而骄傲吗?”英雄的女儿说:“不。我宁愿父亲不成为英雄,而是在家里陪着我和妹妹一起成长。”我在采访时,也问过袁祥彬先生类似的问题,如果现在有外国人入侵,您还会为国家奋战吗?他迟疑一会后,坚定地回答:“不会!”

关于书中的抗战英雄们,这本书的编者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抗战死士,是死过两次的。第一次死掉的是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另一次则是全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且必定绝后地从所有人心里铲除他们用生命本应换得的永生。”确实,我们因为文革,因为愚昧,这些为国牺牲的英雄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纪念与礼遇。我相信,“因为这些照片将他们不死的灵魂信息传递给我们,使他们活在千秋万代的中国人心里,而且,再也不会,不容许再会,让他们第三次死去。”

但是,对于编者的这种乐观态度,我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我看到,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劫难而幸存下来、正在逐步凋零的国军抗战老兵们,尽管都年逾耄耋,但是大部分依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病交加,生存艰难。替他们奔走呼号的,不过是一些民间人士。他们杯水车薪的努力使人动容,但是,也更使人悲伤和痛苦。

让死者有不朽的英名,让生者有尊严地生活,对于那些国军的抗战英雄们,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今年的8月15日,是抗战胜利67年纪念日。这一胜利的取得,是中国三百多万军人(包括一千多位美国援华军人)、三千万平民的牺牲得来的。我们重提抗战,记住英雄,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的英灵,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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