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死并不是生者的不幸

止庵:死并不是生者的不幸

伊壁鸠鲁那句著名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知道很多年了,但如今才真正有所体会。死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姑置勿论,但它并不一概是生者的不幸,而只是生者之中很少一部分,甚至是极个别人的不幸。

读《礼记•曲礼》,将“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与“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避涂潦。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作一对比,可知自家有丧事,当节哀;别家有丧事,当尽礼。再看陶渊明作《拟挽歌辞》:“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在这里,“他人”并非人情浇薄,实是相送时礼数已尽,还其家后则了无干系了。

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要求别人分担一己的感情不仅无法做到,而且根本不合情理《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其声甚哀;然而这样的话是不能代表别人去说的。

常常看到这类报道:或天灾,或人祸,致若干人无辜罹难。看过也就看过了,顶多引为谈资,发点无关痛痒的感慨议论而已。记得宫部美雪所著《无名之毒》有云:“人真是冷漠啊。一旦事情和自己无关,就会立刻忘记。”谁能真正体会世上什么地方,死者的亲人哀恸不已,生活就此改变,不复回头。假如罹难的仅止一人,遗属的这份悲痛就更增加一重了。

人无不死,所活的年岁却有长有短,这似乎影响着对于“死”的评估。有个“夭”字,与“寿”相对。《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刘备遗嘱云:“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

这番话略经修改写进《三国演义》,我小时候读书就留意了,至今一直记得。高寿甚至可以抵消死的意义。向有“喜丧”一说,也就是“活够本了”。平常谈及某人死亡,每说“享年”多少,仿佛是一种占有,一笔财富。细细想来,也的确如此。

从前读索尔仁尼琴著《癌病房》,译后记写道:“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流放地患过癌症,可是他申请到外地就医的报告隔了好几个月才获批准。当他勉强来到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时,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经过三个月的激素与深度爱克斯光治疗后,他才病愈出院。这次住院积累了《癌病房》的素材。”索尔仁尼琴后来又活了五十多年,假如他因癌症就此死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红轮》等等作品根本就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根本就不存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缪。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车祸,终年四十七岁。在他的皮包里发现了未完成的《第一个人》手稿。该书中译本序说,加缪四十四岁时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怕自己被过早地盖棺论定,怕别人误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已到此结束,而实际上他的创作高峰还远未到来。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即被他自己称之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式的巨著,为此他已酝酿了二十多年,他深知那才是自己真正的作品。然而历史偏偏显得如此冷酷,不论作者也好,还是读者也好,不管你愿不愿意,没有结束的也不得不结束了,他只留下这部一百四十四页的残稿,题目叫‘第一个人’”。我读《第一个人》时感到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那样,“书中有不少疏漏之处,小说的结构不完整,故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也显得松散”,而这些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不幸”。

一个人的死与不死,死期的提前与推后,所导致人生内容的减少与增多,所有后果,最终完全由这个人自己来承担,犹云“活该”是也。天地间之大不公平,恐怕莫逾于此。

《庄子》称之为“命”。“命”未必是先验的,而是对于存在中的某一部分的认识。如: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也就是说,人对此既不能预知,亦无从左右,那么只好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至少是得道的初步了。

我曾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里看到一段古代的祈祷文:

“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忍受不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说来与《庄子》是同样意思,尽管表面看来,略有积极与消极之别。肖氏说:“对这段祈祷文,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憎恨。虽然我的生活已临近结束,可是我既没有这种力量,又没有这种智慧。”我觉得那祈祷文始终只能心中默诵,及至开口,就是承认自己无法做到。孟德斯鸠临终说“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亦系此意,然止是陈述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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