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辉:“无耻”与“教育”

李建辉:“无耻”与“教育”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无耻”是指人没有羞耻感,“教育”是传承人类的文明,塑造人的文化观,而文化观最重要的部分,就应该包括荣辱观;也就是说,经过教育的人,会有很强的尊严意识,一旦遭遇羞辱,会有很强烈的不满反应。然而,经过现在“教育”的孩子似乎并非如此。

  期中考试,本来是阶段性考试,这样的考试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应具有诊断性功能,既反观前一段教学的效果,又为下一段教学提供参照。因此,教师自我命题,自我评卷,就最能实现这样的考试功能。然而,校方却要求交叉命题和阅卷,理由是担心有人作弊;这让我感到了一种不信任的羞辱。但在权力主宰的“教育”中,我也只好无奈地接受如此的羞辱了,好在这并还没能麻木我的羞耻感。

  因此,当命题教师把试卷发给我,客气地请我“审阅”时;我在真的“审阅”了一遍之后,羞耻感发作,便通过办公邮箱给对方发去了下面的文字:

  辛苦了。命题紧扣文本,课外的也很鲜活,有文化内涵,非常好。建议删去作文题最后“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两个短句,学生读到这样的文字,敏感的会有被羞辱的感觉;事实上,如此的警示语对制止套作抄袭,毫无积极意义。

  后来的试卷上,也就没有看见那带有羞辱的八个字,可是期末另一位命题者在作文题又保留了醒目的八个字: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为什么如此?后来才发现命题者之命题本身也就是“套作”“抄袭”来的,这还颇具幽默的品质呐。请看2011年全国卷(河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高考作文题,最后一段文字: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我不知道,这样的八个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如此地“定格”在考试作文的要求里的;只知道,如此的要求,和对刚到家门的来访者说“不要偷盗,不得抢劫”没有什么两样,其羞辱性足以把有自尊的来访者拒之门外。可遭遇如此羞辱的孩子,却没有谁敢“罢文”,因为不写作文,等于在考试选拔赛中自我淘汰。

  也许正因为如此,孩子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谁会敏感这八个字的羞辱性,他们在如此蒙羞的“教育”下,一个个奋笔直书;这让我联想起,当年“文革”期间那些“臭老九”接受“再教育”后,一个个都学会写自我羞辱的检讨书的情景。国人的羞耻感,就在如此的“教育”中日渐麻木,以致一个个也无耻起来了。

  其实,以禁戒为内容的“教育”,在大陆的学校还是相当普遍的。比如,一开始有个别孩子作弊了,“教育”者仿佛抓住了一只“鸡”,非要到全体孩子面前进行所谓的批评教育,以为如此“杀鸡”,会使其他“猴儿”们畏惧起来;殊不知,羞辱性的教育,往往适得其反,“猴儿”纷纷学会“杀鸡”似地羞辱他人,而且如此反复的羞辱,渐渐让人麻木了。因此,当再看到这“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八个字,首先感到的,就不是羞辱,而是一种“启发”:有人套作啊,我为什么不套作;有人抄袭啊,我为什么抄袭。这就不难怪,有的作弊孩子,还很得意地与同伴“分享”其作弊成功的经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总会充斥如此羞辱性的内容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教育还远不是孩子享受的权利,而是教育者的权力;而权力在这里总能被发挥到极致,哪怕很小很小的。面对无辜的孩子,权力者总有底气说“不”。曾读到一份张贴在教室前墙的班规,一共二十条,就有不少于三十个的“不”字,最后还有这么一句:本规则解释权在班主任。责任大而权力小的教师之所以如此,也许有很多无奈,如此彰显权力的班规,也许是遭遇更大更多权力压迫的反应。且去看看有关部门新近颁发并摊派到教师人手一本的《厚学养德行为世范》读本吧,其中《给教师101条建议》里充斥多少“不要”与“不得”。

  如此的“教育”,一方面让权力者占据道义制高点,为其事后的推卸责任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已经警告过,也开过会了,还发了编书发文了);另一方面又将权利者置于可任意羞辱的境地。于是在这里,从学校到机关,时时都可感受到以 “警示”“开会”“发文件”的权力行为构成的“教育”;与此同时,人们处处又都能看见学生作弊花样翻新、教授抄袭振振有词、官员腐败理直气壮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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