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辰:沉重的“大学梦”

李北辰:沉重的“大学梦”

新“读书无用论”背后:大学生的出路在哪?

1年前,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上,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的一句话刺痛了许多人的神经:“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因为人们告诉你,必须得这么做。而当你真的去上了大学,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1年后,“史上最难就业季”来袭,699万年轻人挤出校门,在现实中挣扎:北京毕业生只有33.6%签署了就业协议,上海高校只有30%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大学扩招之后,读大学已不再和改变命运画等号,而当它遇到困境,人们不禁要问:当我们谈论大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是一个公司”

2010年,高考结束后,王振祥忙碌起来。他背着重重的包,拿着准备好的展架,在赤壁市下车,作为湖北一家自考学院的招生老师,他的任务单调而引人注目:从城市与县镇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办讲座,然后招生。“今年学校所有老师都出去了,男老师搞讲座,女老师留学校打电话叫学生听讲座。”王振祥说。

学校为28岁的王振祥分配了“死任务”——每场讲座后,至少要有3个学生去注册,交100元“注册费”。他的招生对象往往是农村考不上一本二本的孩子,“城市小孩不上当啊,他得到的资讯多,晓得你这是怎么回事。”

而每到一个村镇,王振祥都会找一间教室,对着台下从十里八乡赶来的学生和家长说同样一番话:“书,是甜蜜的。知识,是甜蜜的。读书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好的出路,你们认为是不是(台下人表情茫然,大部分开口说是)?至少在中国,那肯定是的。中国有句古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有一个共识,读书不仅能使我们获得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更能让我们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王振祥是纪录片《出路》(英文名《Education,Education》)的主人公,该片是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中的一集,此系列由一家丹麦非营利组织发起,共同发起人还有BBC和丹麦广播公司。

王振祥所供职的是一所名为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民办学校。面对摄像机,王振祥坦言:“严格来说,我们是个公司,不是学校。把学生弄进来,交了钱,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中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学校从不管老师教的好不好。”

王振祥把自己的招生工作列为“中国三大暴利行业之首”。“我们招得比较好的那年,大概有5000人,一个学生一年学费12500元,老板赚死了。对那些学生来说,压力太大了,家里猪啊牛啊都得卖,说不定还得卖房,但没办法,为了小孩上学嘛。”

“教育产业化实行这么多年,所有优势基本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小孩进不了重点大学,他们只能选择我们这种对分数没什么要求的学校,但最终又会发你一个文凭的商业性质学院。”

过去10年,中国民办高校的数量增加了30倍,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但王振祥觉得这有些荒诞,“农村那些小孩,上大学前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让他去学软件,去学计算机,去学编程,去学平面设计,他们真的不是那块料。”

学平面设计出身的王振祥看不到孩子的出路,他自身的出路也前途未卜。因为“造孽”,纪录片一拍完,他便辞了工作(据介绍,弘博软件教育学院已经倒闭,老板把钱投入了另一所更赚钱的学校),在家失业半年后,他到一家材料公司做网络维护员,而据《出路》副导演程春霖透露,王振祥刚刚也把这份工作辞了,此刻正与今年699万毕业生一起,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新“读书无用论”

纪录片的另一位主人公叫王盼,2010年,她的高考成绩只有388分,若想继续上学,只能选择学费较高的学校。王盼参加了王振祥的讲座,以搬砖为生的王盼一家甚至已经被王振祥“忽悠”了,但因无法掏出12500元学费,没有进入弘博,去了另一家大专院校学工程设计,一年学费6000元,她申请到了助学贷款。

今年,王盼刚毕业,正在经历 “史上最难就业季”。她的预期并不高,“只要工资有1500元就满足了。”

事实上,高昂的学费已成为农村家庭一项艰难的支出。据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中国教育发展中,公共教育投入偏低,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而愈发严峻的就业压力,则让一些农民把“读书”和“贫穷”联系起来。有学者指出,新“读书无用论”正在农村蔓延。

与过去“读书无用论”的“知识无用”不同,新“读书无用论”是农民对读书,或者说上大学利益的权衡。“其实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大部分家长还是会把子女的教育当做改变命运最主要方式。我并不认同‘读书致贫’这个概念,它是一种简单化解读。致贫因素有体制的,也有个人的,‘读书无用’不是我们想说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经历的痛苦,通过纪录片展现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出路》副导演程春霖告诉本报记者。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读书致贫只是一个短期可见的效果,如果从他上学过后5年来看,有可能从经济各方面来讲是划不来的,但如果从10年、20年,甚至30年来看,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

教育工作者杨林柯则告诉本报记者:“只从功利的角度看待读书,是将读书狭隘化和庸俗化了,如果读书仅是为了一张混饭的文凭,没学到真本领和真正的思想智慧,找不到工作,还是要从自身多找原因……但如果更多的孩子选择出国或放弃读大学,也许可以倒逼教育体制改革,真正走市场化路线,不要搞大一统的垄断。”

四年一觉大学梦

与王盼一样,“90后”许朗(化名)也在今年毕业,目前处于找工作阶段,正如杨林柯所说,对于眼前的困局,许朗把更多的原因指向了自己。“上了十几年学,拿了文凭,出了校门,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卢瑟儿’(失败者)。”他这样向记者形容自己。

不同于国外大学的宽进严出,有种夸张的说法是:中国孩子的成长轨迹是先使劲学习,考上大学,然后使劲玩4年,恶补童年。许朗便是如此。

许朗毕业于北京一所“不入流的二本”,学的是经管,大学4年,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玩游戏和其他“没意义”的事情上。“我不知道好学校什么样,反正我们班大多数男生都是这么混过来的,到了大四才开始着急,简历上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实习。”

许朗的担心很有现实意义。据办公场所提供商Regus去年的一项研究:只有9%的受访中国大陆公司将教育背景作为招聘员工最主要的标准,公司最看重的是实际经验,譬如实习经历。

与许多无所适从地“混”了4年的毕业生一样,许朗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他注册了许多招聘网站的账号,每天在网上“群投”简历,同时也在降低预期,“但能找到的都是非常低端的职业,很多工作我高中就能干,再等等吧。”

等的结果很可能是妥协。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能提升到90.2%,但大约每3个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个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很多工作都是降低职位期望值的结果。

“寒窗苦读十余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许朗和他的同龄人收起锋芒,学会自嘲,“至少现在,我们没有价值,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太多了。”

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前所未有的扩张。2012年高校总人数几乎是1998年的6倍,录取率从1977年的4.7%升至2012年的74.86%。

但量变并未产生质变,温吞的大学教育一直为人诟病。《新周刊》曾这样评价道:“大学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我觉得大学像公司一样管理是没有问题的,但像公司那样去追逐利益就有问题了,学校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应该遵从培育人才的教育属性的,但现在大部分高校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管理层面像衙门,教育层面像公司。”程春霖说。

某种程度上,许朗就是大学这家“公司”生产的并不成功的产品。

供需错位的市场

讽刺的是,就在699万毕业生艰难择业的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却依旧短缺。早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就业市场的供需错位,这给了想“当白领”的大学生沉痛一击。

事实上,中国产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著名学者熊丙奇在博客中分析称:“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所提升,可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仅为43%,目前确定的2015年的目标是47%。由于服务业不发达,所以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只能寻找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岗位,所谓到基层去、到中小企业去,但毕竟这些产业能为大学生提供的有效岗位有限。”

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还未真正实现市场化。“学校教的东西并没有适应人的发展与市场的需要。说不好听点,大学大多在售卖合法文凭。我们的民办大学其实也是官办大学,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制约,并无多少自由。不仅得不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还要给政府输血,费用高、质量差是自然的,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在就业背景不好的情况下起到维稳和收容的作用。”杨林柯说,“解决就业难是个系统工程,除了发展经济、扩大内需外,还要真正走教育市场化路线,把大学还给社会,真正实现自主招生和自主办学、自由竞争。另外也要从观念上化解对文凭的崇拜,尤其是对国家认证的盲目崇拜,由文凭认证向能力认证、市场认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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