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反思中国教育——“人”是怎么不见的?(3)

黄玉峰:反思中国教育——“人”是怎么不见的?(3)

 (4)第四条绳索“科学主义横行”

   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而每一次所谓课改,又会提出一批口号,出现一批“专家”。

   十八世纪有位法国哲学家叫拉·梅特里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是机器》,他在里面说:“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 “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

   以我之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们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就语文教育而言,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离真理更远。什么成功教育,什么尝试教育,什么优化教育,什么红色教育绿色教育,什么什么教育。教育论文铺天盖地,而且都把它说成是符合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们不过在制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罢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老教育家吕型伟说,这叫教育的“多动症”。

   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因为它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启迪人的灵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谓科学理念,往往坏了教育。我们还是归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别提出来讲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结合语文学习特点来剖析一下。

   1、关于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的问题

   有人说,教育“要授之于渔,不要授之于鱼”。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学到抓鱼的方法,方法会了,以后自己抓鱼吃。但是我要问,抓鱼的方法怎么学到,是老师可以凭空传授的灵丹妙药吗?比如,如何读书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读书,会读书的人,但你问他读书方法,他能讲得出吗?他能传授给你吗?好比:打网球,你不去打,教练仅仅教你打的技巧,你学得会吗?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知音”,“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你自己不去读书,你怎么学会读书。其实,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见得都有“打渔”的本领和方法,他不过在教学生“做习题”的技巧而已。

   2、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

   而且对“减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总之,减负的目的是增效,是为了孩子更健康地发展。把时间省出来做习题,(实际上就是)在另一个场合强化应试教育。

   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分析、讨论探究,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号召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3、关于死记硬背问题

   看你记什么,背什么。打人文底子,是饶不过要背要记。死记硬背是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的。设想一下,一个能背出一千首诗歌,两百篇古文,读过几十部小说的人,语文素质会不高?!

   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犹太人叫:生吞之功。现在是打着反对“死记硬背”旗帜,搞支离破碎、碎尸万段,没完没了地分析。考莫名其妙的题目。不是让学生读原著,而是让他们背你的答案。其实那些教辅材料的答案,只是编材料的人的意见而已。这种习题,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它阻碍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学习更反感。这种低级的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是“减”的问题,而是要完全应该抛弃。

   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积累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积累是会有负担的,但这个负担对于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我教学四十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的阅读、背诵,大量地积累,语文水平便自然提高了。韩愈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表面上是增加负担,其实恰恰是提高语文水平地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关键是要讲效率,凡有效率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我们知道学习可分为接受学习、机械学习、意义学习、被动学习、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这六种学习都有用。教师讲解学生听是接受学习,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最基本,最有效,简便省时的学习,它是不可取消的。在六种学习中关键是主动学习、意义学习,如果学习是有意义的,那么,不管教师讲还是自学,都会有效,否则都无用,而如今课堂里演戏太多,满堂问。

  4、关于师生互动的问题

   现在,上课一定要强调师生互动。而且搬出很多理论,规定上课的几个环节,强调学生必须要有多少问题。有的课简直上成了“满堂问”。规定一定要用多媒体。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关键是心动,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讲到底也不妨,一句不讲也不妨。相反,课堂再热闹,也是枉然。如今上课叫“作课“,犹如过去唱戏,“作秀”,“作…科”“作…介”。

   5、关于知识和意见问题

   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

   6.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现在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

   十九、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他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智慧。他告诫人们“凡是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科学主义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说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很多树很多花,树是绿的,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讲话,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买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这是多么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还有一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难怪一个小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孩子不容易”!我见了如获至宝,马上登在《童心童言》上。并且编到《教师人文读本》里。

   科学化管理代替了人性化的管理。听课、评课,无穷无尽的指标。就是不见人!

   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甚至说是魔教邪教,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

   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科学主义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如对于宗教,对有神论,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都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是骗人的毒害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其实,马克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有着一段精彩的论断: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盛开的不结果的花,是医治人们心灵痛苦的精神鸦片。宗教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可是我们横加干涉而且要加以批判。

   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也就是少讲点科学主义。

   (5)第五条绳索“技术主义助阵”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更不说评判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评判。)

   还有,在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

   把某些教师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真理,还说是科学管理。

   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了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

   再从实践看,语文课(其他课也一样),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要加以控制,这里有没有将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如何计算?上课决不是演戏,决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单用固定的模式上课,再精彩的课也会引起学生的厌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许能用于搞课题,写论文,但决不适用真正的课堂教学,教学要符合规律,力求科学有效,“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师生可以交流,可以共同探讨问题,更需要艺术。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需要教师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总之,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说:“你可以期待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风却随心所欲地从四面八方吹来。”我要说: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总之,这五条绳索捆绑住我们的学生:

   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

   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

   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

   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

   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

   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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