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苇:一个高中女生的社会调查

卢苇:一个高中女生的社会调查

我是一个高二女生,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半年前,我曾在班上做过三个问卷调查,在网上引起了比较热烈的反响。尤其是第三份调查,“90后同学的money观”,参与调查的共十位男女同学,大家虽然都未成年,没到柴米油盐的年龄,但他们生动直率的只言片语,清晰地表达出对金钱的不同观念。没想到这三个调查引起了《重庆商报》一位美女记者的兴趣,经过一番面对面采访之后,她在报上写了“高二女生调查半年,反击‘妖魔化90后’”的专题文章,新华网、中新网以及全国一百多家主流媒体当天转载,还有几个教育专家为此写了评论文章。

正是由于这篇报道,我有机会认识了《少年先锋报》和它的中学生刊物《初中生周刊》的编辑记者老师们。我去他们那儿接受采访时,《初中生周刊》的主编周老师和我聊起他走访贫困山区学生家庭的经历。他说:“我也是想尽一点力来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我们找到你,想通过你写一些帖子发在网上,充分借助网络媒体这个平台,希望社会能对此广泛关注。”

记得高一期末政治考试,有一道问答题是关于“三农”的,具体文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并不清楚什么是“三农”。准确地说,我知道“农”是啥,但纳闷它前面的“三”,乃至无从下手,还幼稚的想到:社会给农民划分了三个等级?政府给农民的三项优惠政策?再不就是三个农民?别笑我愚昧,那真的是我认真思考的结果。

直到这次去重庆偏远的石柱山区做了两个社会调查,我才真正明白了“三农”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个大农村,近三分之二人口是农民,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便是立国之本。最近我忽然变得喜欢思考,或许这就是成长吧。

我去过石柱山区两次,做了很多调查,也和善良朴实的山里人交了朋友。他们都是土家族,虽然经济困难,却依然热情地拿出平时难得尝鲜的食物招待我们。我记录的是穷困又勤劳的两户人家,他们不靠乞讨,不靠施舍,而是每天养蜂、养羊、去山上砍柴、替国家护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逆境中顽强地生存着。他们有说不完的辛酸故事,作为这个强大国家三分之一的城市人,我应该感到幸运?抑或悲哀?

除了将一些听不明白的本地方言做了删改外,录音采访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放进整篇文章里,它必须是真实的,文学性不得不退居二线了。

第一篇:油灯女孩向娜的圣诞梦

1

2010年12月24日周五的下午,我和妈妈以及《少年先锋报》周老师等一行人,从重庆主城区驱车两百多公里到达石柱县鱼池镇鱼池村向娜家时,千野草场的大山中早已夜深人静了。这个初二的小女生表现得格外兴奋,她热情地牵住我的手,将我带进伸手不见五指的室内,随即背过身去,摸索着,从陈旧的衣橱顶上端出一个铁盘,用打火机点燃了铁盘里的油灯。向娜十三四岁左右,个头不高,脸圆圆的,皮肤稍显黝黑,一双清澈的丹凤眼里透着聪明,让我想起了语文课本节选的《边城》里的翠翠。我俩自我介绍着,我大她几岁,便让她叫我“苇子姐姐”。她点点头,掩藏不住的喜悦,喊起来脆生生的,声音特别甜。

我们谈话的这间屋子很小,只有十来个平方,里面乱七八糟堆放着一些杂物和农具。屋子中央有一张铁桌,上面嵌着一个三十厘米左右的炉膛。煤炭点燃后,煤烟顺着一根粗粗的铁管排出去,然后整张桌子都会发热。冬天,这张铁桌既是家中的取暖器,也是向娜做功课的书桌,他们一家子烧水、做饭、吃饭全都在上面。

向娜的妈妈四十来岁,体态瘦小,圆圆的脸,眼眸清亮。她与人交谈时,神情很专注,语音抑扬顿挫,沙哑而略带磁性。她尽管只是在讲述自己普通的日常故事,但很有感染力。她其实长得不错,不过由于经历过太多沧桑,面容上流露出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苍老。

“我们的日子过得艰难,不过我养了十几桶蜂子,格外还种点田地,也能过活。只是可惜了我哥哥,年轻时性情那么温和,聪明好学,为人又不错,大家都很喜欢他,但现在完全干不了什么事儿了!他脑壳有点毛病,都是被那些轻浮的女人害的……”

向娜的舅舅就站在她身后,听见妹妹提到自己,他苍白的脸上凄然一笑。他嘴唇上挂着几根稀疏的胡子,虽然已过中年,但依稀可见年轻时的斯文秀气。他用鲜艳的红花包袱布背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一根结实的布条交叉地绑在他的胸前,还牢牢地打着死结。他不住地左右摇晃着脚步,哄着背上的小女孩睡觉。那女孩是向娜同母异父的妹妹,她扎着根朝天小辫儿,歪起脑袋,正在微弱的油灯光下顽皮地笑。

或许是为了节省灯油吧,向娜趁众人谈话正在赶写家庭作业,昏黄的灯光隐约照亮她的脸。屋子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呛鼻的油烟味儿。快午夜十二点了,她一定又困又乏,可我知道说服她去睡觉也没用,她还是会坚持留下来,尽管大多数时候只是充当一个小小的旁听者。

向娜的家住在千野草场大森林公路边,处于旅游拆迁地段,她的父母不愿搬迁,现在依然守着一砖一瓦亲手建起来的小屋。小屋熬过四次春夏秋冬没电的日子后,越显灰暗陈旧了,它拖着疲惫无奈的身影,正在夜幕环抱下沉沉酣睡。

屋子的墙上贴满了介绍养蜂的图片。向娜的妈妈告诉我们,卖蜂蜜是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到冬天,山里格外寒冷,游人也稀少起来,蜂蜜非常难卖,家中又没通电,生活特别苦。我听了问向娜:“山里天黑得早,要是作业都做完了,你怎么玩儿呢?”向娜抬头笑了笑说:“要是所有作业都做完了,就这样在黑暗中坐着烤火,什么也不想,要不就去后面屋子剁猪草。”她母亲笑着插嘴:“剁猪草没有灯,看不见,她把手指都剁伤了,痛得直哭!”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于是扭头对向娜问道:“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满脸茫然。我告诉她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圣诞平安夜。我让已做完作业的向娜把书本收拾起来,要她打开一个花花绿绿的纸盒,那里面装着我定做的蛋糕,用蓝莓果酱写着“圣诞快乐”。向娜见了非常惊喜。

向娜妈妈对我说道:“这蛋糕她还是头一回吃呢!去年她过生日,想尝尝蛋糕。我下山去鱼池镇赶集,顺便看了看,太贵了,要好几十块,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点猪肉回家煮煮吃。”说完,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是她发自肺腑的大实话,可此刻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听起来,它却有着一股酸酸的味道。

为营造出节日气氛,我给向娜讲圣诞老人的故事。我指着蛋糕上闪烁的烛光,问道:“假如此刻他老人家允许你许个愿望,你会许什么?”向娜把双手合拢,闭着眼睛,嘴里轻轻念出声来:“我的愿望是,家里能有一盏电灯!”这个愿望很小却又颇大,大伙儿沉默了好一阵子,心里各自有些想法。至少我当时想成为第二个魔术天才克里斯.安吉尔,可以为她易如反掌地变出一盏维尼小熊台灯。

窗外无声地飘着细雪,山里的冬天比想象更为寒冷,围坐在火炉边取暖便成为一种生存本能。向娜的妈妈与我紧挨着,坐在铁桌对面的是她现在的丈夫杨忠权叔叔,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彼此话不多,但看得出二人十分恩爱。向娜舅舅背上那个小女孩便是他俩爱情的结晶。杨叔叔性情沉默,不时管理一下小铁桌炉膛内的燃料,然后一言不发听我们交谈,实在过意不去,才配合地咧嘴笑笑。

向娜的妈妈转身拿起装着菜油的塑料桶,小心翼翼地往烧得黑黢黢的铁盘内倾倒。她苦恼地说:“我们尽量不点灯,因为柴油紧张,只能用菜油。灯点多了,就没有油炒菜了。”原来我们还没来之前,他们一家人就这样在黑暗中待着。周老师关切地问道:“为什么不用煤油点灯呢?”这时刚跨进门来的一位老爷爷接过话头答道:“早就见不到那玩意儿了。自从农村家家户户安了电灯,市场上就没有煤油卖了!”

老爷爷是向娜家的邻居,住在公路下方不远处,向娜的妈妈喊他表姑爷。他六十来岁,个子高高的,皮肤黝黑,身穿一件油腻腻的军大衣,额头上还戴着一盏矿灯,看起来就像个煤矿工人,紧跟在身后的是他老伴。老爷爷自我介绍说他姓崔,名叫崔显棚。大家都认识过后老爷爷说:“我家还要惨点,十一个年头都没通电,喝屋檐水差不多十年,直到去年才总算安上了自来水。现在家里还是没电,唯一能照亮的东西就是这个宝贝。”他拿手指敲了敲额前的矿灯说,“我只有吃晚饭时才用它,不然连碗里的菜都看不到!”

当晚我对向娜和她妈妈提了不少问题,她们一一认真作答,很可惜事先没有准备,本来就有点近视的我,在油灯下做记录写字颇为吃力,许多重要的细节只好忽略了。回家后我按照周老师他们事先的布置,把这次乡村之行写成图文帖子发在网上,题目叫做“四年没电的日子,90后油灯女孩的圣诞梦”,引起了极大轰动,向娜在油灯下做作业的照片不仅上了《少年先锋报》网站头条,人民网、天涯、新浪、网易等各大门户网站也把它放在首页,还有《重庆商报》和《新女报》两位记者姐姐联系到我,想对此事进行跟踪采访。

网上一位不相识的前辈老师对我这样鼓励道:“武陵山区包括湘渝黔鄂,其中,渝鄂边区以汉族、土家族为主体民族,湘黔以苗族居多。乌江流域及长江流域的渝黔农民,居住条件最为险恶,高山深谷,沟壑纵横,但山民极为勤劳。此地喀斯特地貌发育度极高,农民为了讨吃,大多到了岩缝中刨食的地步。苇子妹妹能于平静之中白描民间印象,看似声色不动,实为高声疾呼。巴蜀之语言,不亚于所谓京腔,龙门阵也不亚于国粹相声。更吸纳山水灵气,更显机灵。图中语言,若是能有通川渝之音者读来,增色不少。楼主九〇少女,能出此图文,老纳当赞,期待更多。”

很多网友向我打听向娜的联系方式,希望能帮助到这个乡下小丫头:“你好,请问这油灯女孩具体的联络方式,我想送她一个太阳能发电设备加太阳能灯,油灯下读书写字太辛苦了,对眼睛也不好。” 也有人说:“很感动,我正为自己买不了私家车而烦闷的时候,还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乐观坚强。”还有人问我:“你好!能将你照片中那个小丫头的通信地址告诉我吗?上学时就有一个想帮助她那种状态下的学生的愿望。希望你能成全我这个愿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想帮助她的人。

我打电话将网友的好意告诉了向娜的妈妈,她用本地话很朴实地回答我说:“妹,我们只要能点上电灯就满足了,不需要麻烦那么多好心人。他们找个钱也不容易。”

2

第二次到向娜家是2011年1月7日,那天又是个星期五,距离第一次访问刚好相隔两周,仍是和周老师等人一道去的。我们离开重庆城区的时候在下雨,到了千野草场大山中,这绵绵细雨变成了银白色的朵朵雪花,在灰暗的天空中不紧不慢地飘飞着。

《新女报》和《重庆商报》的两位记者姐姐本来与我约好周末一块儿到石柱做实地采访,不过她们临时都有任务,只好委托我代劳。《新女报》记者还让我代她买些糖果给向娜。《重庆商报》那位记者姐姐让我从普通网友的角度出发,报导这个贫苦的山村家庭,讲述他们四年没电的日子,星期一清早就要发在掌上新闻栏目里。

周老师刚一见面就对向娜说道:“向娜,现在网上关注你的人恐怕有上百万吧?”她听了抿嘴一笑,她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新衣服,戴着眼镜,一副标准的学生打扮。采访中途,我给《新女报》记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买的糖果已经送到,我把电话递给向娜,让她和记者姐姐通了话。

这次吸取了前次的经验,不但把手机充足了电,还提前腾出存储空间,可以获取更多原始谈话内容。下面就是我在油灯下采访向娜一家子的录音稿,当晚崔显棚老爷爷生病在家,只有他老伴在。

有几个问题是帮《新女报》记者提的,我怕采访时间耽误得太晚,就在车上提前打电话把问题告诉了向娜,并要她预先写出答案。我打开手机录音功能,让她念出问题并回答。

向娜拿出那张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纸,低下头去,就着微弱的油灯光线,一字一句念道:“你最喜欢的人和事是什么?”

她接着读出自己的回答:“我最喜欢的人是林依晨、Rain,还有吴尊、蔡依林。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看电视、陪爸爸妈妈聊天。”

上次来的时候,应我的要求,向娜曾带我参观过她简陋的卧室。一扇破旧的房门上贴着两张Rain的小幅海报,其中一张是演唱会宣传画,另一张是电视剧《这该死的爱》的介绍。仔细瞧Rain的穿着打扮,时间应该是2004至2006年吧。

“为什么家里断电四年了?”

“因为我们租房子和买房子时都没有电,现在要个人家拿钱去牵电,可我们没钱,就一直没电。”向娜继续自问自答,表情显得颇为平静,大概她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吧。

“只有你们家这样,还是这一片区的人都这样?”我听着向娜念,不由得把手机的话筒像她凑了凑。

“只有我们和表姑家(老爷爷)没电,不是这一片区都这样。”

“怎么认识苇子姐姐的呢?对她的印象如何?”这个问题好奇怪哦,难道也要登到报纸上?

“是在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以前认识的记者哥哥把苇子姐姐带来采访我们,所以认识了。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因为她有爱心,愿意帮助别人,给我带来了快乐,让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要向她学习。”

“你平时都在学校,只有周末和星期天回家,一回家就没电了,很不习惯吧?你在家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向娜读到这儿,手抓了抓头发,一字一句回答道:“我早上天亮就起床,妈妈就上山打柴。我在家里一边做早饭一边煮猪食,还要照顾妹妹。早饭后做家务,然后去割一背篓猪草,回来做午饭,下午洗自己的衣服,晚上就在油灯下做作业。”

“作业做完大概什么时间?”

“有时候是半夜十二点多。”

“新年了,想对读者哥哥姐姐们说点什么?”

向娜露出灿烂的笑容,继续低头看着那张纸条读道:“我只想对他们说,祝你们新年快乐,工作顺利!谢谢你们给我那么多的帮助。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们一样,尽自己所能去关心和帮助别人,也给贫苦的人们带来快乐。”

“嗯,很好,写的很好!”我鼓励地对小丫头说道。

3

“接下来我想问向娜的妈妈,四年没电的日子一定很难熬吧?你是家中的顶梁柱,仔细讲一下你的生活吧。”我把手机凑近向娜的妈妈。

“从啥时候讲起?”她抱着膝盖,若有所思地回答。

我说:“从你第一次结婚嘛,还有你去广东等地打工的经历。你一直都是鱼池镇鱼池村的村民吗?”

“不是,我以前是龙沙镇石岭村的村民。”向娜的妈妈显得颇为拘谨。这种你一言我一语的问答过于规矩,我就安慰道:“不要紧张嘛,就当我们两人在聊天,随便你怎么回答都可以,只要是真实的。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向娜的妈妈开始娓娓道来:“我是一九九〇年七月份拿的结婚手续。我们农村结婚,事先要选好日子,还要准备家具这些东西。两边同意定在一九九一年冬月十几泡酒(办喜宴),我们讲阴历。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向娜的姐姐。她刚生下来很小,才三斤多点。她爸爸在小孩刚出生不久,就到辽宁煤厂去打工,做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听说在那边和一些外地打工仔打了架。回来他就拿了五六百块钱去做生意,到河边买猪儿过来卖。”

向娜的妈妈越聊越放松,脸上带着回忆的表情:“河边是指的忠县、丰都那些地方,就是长江边上。结果猪儿得了病,猪丹毒,身上起些红疙瘩,死了,连本钱都亏了。他就借了两百块钱去了广东,过了几个月,又让我去。那时向娜的姐姐刚一岁零三个月,我把她放在他奶奶(向娜爸爸的母亲,这是当地人的叫法)家里,他奶奶不同意,怕我跑了,不跟她儿子了。我只好交给我妈妈照看。我进了一家广东电子厂,是做电话线路板的。腊月去的,七月份就回来了,因为很想小孩。我走时向娜的姐姐已经会走路会说话了,但体重才十一斤,我很担心,怕她生病。”

“向娜的姐姐现在也在广东打工吗?她是好久去的呢?”我问道。

“她今年正月十五去的,快一年了。”

“她有没有寄钱回来帮助家里呢?”

向娜的妈妈笑了。显然,大女儿的孝顺让她颇为开心,她答道:“有。她刚去的时候,第一个月好像被押了工资。第二个月要还去时的路费钱,还要买衣服,买手机。结果刚买的手机又掉了,只好又买了一个,所以就没寄钱。她打电话说下个月多寄点回来。当真她第三个月就给我们寄了一千五百块钱。她总共寄了有三千多块钱回家。后来我说你自己存起吧,用不着寄了,因为每次总是寄到石柱县城她大姨那儿,我们离街上远。我说,你大姨那么忙,给她添麻烦,你个人学自立嘛!她就存起了,是我让她不要寄的。”

“她上过高中吗?”我问道。

“她上过初中二年级上册,下册都没读。这还没到春节,她前几天就打电话回来了,说又寄了一千块钱,给我们过年。”

“她好孝顺哦。”我称赞道。

“她确实很孝顺。”向娜的妈妈高兴地说。她站起身来,用身上的围裙擦了擦沾有油污的手,去漆黑的外间屋子抱来一罐浓稠的蜂蜜,将几个纸杯在小铁桌边依次摆好,为我们泡蜂蜜水。这蜂蜜是他们自家酿的,淡淡的香味,很好喝。
“阿姨,你第一次婚姻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问道。

向娜的妈妈解释道:“哎呀!我们农村人嘛……”

我立马联系到一个词儿,脱口而出:“重男轻女?”在我的概念中,这世界只有两种人特别偏爱儿子,一是以男丁打主力的农村人,再就是有钱有势的大富豪们。

向娜的妈妈接着我的话说道:“嗯,重男轻女。他的奶奶(向娜爸爸的妈妈)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向娜的爸爸是大儿子,向娜还有个二爸和幺爸。幺爸一直都没讨到媳妇,二爸家里生了个男孩,爷爷格外心疼这个孙。向娜的爸爸在外面打工,看见很多人在外面超生,直到生个男娃儿为止,也不怕罚款。他打工回来就有这种想法,也想生个男孩。我们石柱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允许生两个孩子,哪知道我刚生了向娜几个月,又怀上了第三胎,心想他既然要个儿子,我就决定生下来。结果他相信他大姑的说法:不能生哟,这是九八年,屋里要抄家哟,要抄三个家!”

“哦,这是迷信吗?”我不免疑惑地问。

“嗯,他大姑说要抄三个家,娘家、自己家、还有婆家,所以不能生!”向娜的妈妈气愤地说,“他就要我去引(人流)了。我说你要我去引可以,从此我再也不会给你生了。当时已经怀了五个月了,最后还是去做引产手术打了。”

“啊!”我非常吃惊。

“打下来看见是个男孩,他就很后悔。”向娜的妈妈把摊开的手掌又合拢来,满脸无奈地叹气。

“哦,本来可以生个男孩呢!”我遗憾地对向娜的妈妈说道。

向娜的妈妈认真地回忆那段辛酸的往事:“嗯,但是我不在乎!我并不想超生,只是为了要满足他的心愿!我说从此不会给他生了,他也没再提。他从2001年开始学养蜜蜂,我每天都跟着他到处跑。后来他说,小孩没得人照顾。我说,干脆你养蜜蜂,我去石柱城里卖蜂蜜,卖的钱就拿来养家,两个孩子就送到城里去读书。结果他养蜂养到忠县那儿,就和当地一个妇女谈上了。”

4

虽然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姻破裂的故事屡见不鲜,可我此刻还是很气愤:“哦,有外遇了?”

“嗯,那妇女也有两个娃儿,都是男孩。我听那妇女的前夫后来告诉我,那女人对向娜的爸爸说:‘我保证给你生个儿子,因为我前头两个都是儿子!’向娜的爸爸就决定把她带起跑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石柱城里卖蜂蜜,两个娃儿都在读书。向娜才九岁,在城小,姐姐在民族中学上初一。向娜的爸爸把蜂子拖回来,放在龙沙镇石岭村他们家院子里,对我说,我要出去打工了,蜂子你自己管。他也不提他有个女的,只说他得了绝症病了,要我跟他离婚,不然怕连累了我们几娘母!”

我不由得说道:“好假的话!”

“嗯,我当时就不信。我说你既然得的是绝症病,我不会和你离婚的,哪怕去借钱也要给你治病。要是你有外遇,不要我了,我可以跟你离婚。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向娜的妈妈讲得很动情,大概回想起那段忧伤的日子,有些感慨,“他告诉我,确实是得了绝症病了。他还流眼泪说自己死后要埋在哪里,还给我指了具体位置,硬是说得好当真哟!我就相信了,更不愿离婚。他看我不愿意离,只好跑了。他最后打电话对我说:‘我三年之后回来见你!’”

大伙儿听见这话都禁不住直摇头,向娜妈妈的声音也变得有些嘶哑:“那个时候,两个娃儿都在读书,蜜蜂没得人管,怕饿死了,我就无法在城里做生意了!只好回来把蜜蜂装好,跟我爸爸的蜜蜂放在一堆(向娜的外公也是个养蜂专业户)。我以前根本就不懂养蜂,只是给向娜的爸爸煮煮饭,一起取过几次蜂蜜。”

“那后来怎么办呢?”

“当时我爸爸喂了七八十群蜂子,要上一百多群了,他无法帮我喂这些,我只好去跟他学。每天被蜂子蜇得哟,两只手肿起多高!”说到这儿,向娜的妈妈终于忍不住哽咽,掉下了伤心的眼泪,“没得办法,还是要学嘛,不然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家呢?后来学会了,我就跟我爸爸一路养蜂。”

“你是怎么认识杨叔叔的呢?”

向娜妈妈继续讲道:“我和向娜的爸爸正式离婚不久,养蜂养到这山上亮垭子,你杨叔叔骑摩托送养蜂的人,那一带有好几家养蜂的,他就在那儿认识我了。”

我笑称:“一见钟情!”

向娜的妈妈在大伙儿的笑声中继续说道:“介绍人姓白,也是个养蜂的,对你杨叔叔简单提过一下我的情况,但介绍人并没来给我说。为啥子不来呢?因为他爸爸(指杨叔叔的继父)是千野草场开跑马场的,那地方游客多,介绍人自己就在跑马场卖蜂蜜。如果我和你杨叔叔成亲了,介绍人怕我也去那卖蜂蜜形成竞争,所以就后悔了。后来你杨叔叔把他爸爸叫来,直接对我爸爸说了。本来我不想走(嫁),小孩都大了,我也这么大岁数了,但我又想,我不走(嫁),我这两个娃儿咋养呢?”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杨叔叔一言不发。他手中拈着一支香烟,脸上带着柔和的表情。上一次采访,我就听杨叔叔开玩笑地评价过自己的老婆:“她才是家中的老大!”没错,向娜的妈妈就是一家人的精神支柱,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由这能干的女人打理。她当年遭受前夫遗弃后,带着两个女儿离婚离家,在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只好回娘家学养蜂,每天在野外东奔西跑,日晒雨淋,干一些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儿。杨叔叔那时还是一个因为家穷讨不到老婆的大龄光棍儿呢。

杨叔叔的童年和少年都很不幸,他后来主动对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父亲一贯赌博成性,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卖。他母亲实在无奈,带着两个姐姐离婚再嫁。当时杨叔叔很小也很倔强,坚决不肯跟母亲走,就留在了家里。父亲哪肯管他,十二岁的他,为了生存只得到一个砖窑厂背砖,赚了点路费跟随家乡人一道去广东打工,又遭遇车祸(他眉宇间还有处伤疤),最后一无所获地回家了。
回到家乡,三十好几的人身无分文,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个穷小子,他只能选择离过婚的女人,于是他和向娜妈妈组建了家庭。结婚后,他们夫妇俩借了三千五百元钱,买下别人养羊的羊圈,拿来做了养蜂棚和栖身的屋子。那羊圈破破烂烂的,仅能勉强遮挡风雨和防备野兽的袭击,可小日子却拌和着辛勤的汗水和香甜的蜂蜜,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滋味。他格外珍惜这个家,花了整整三年工夫,自己一个人动手,既当木工又当砖瓦匠,把这个本是羊圈,后来是养蜂棚的小屋改建成了一个充满温馨的住宅。
向娜的妈妈去年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他白天上山打柴,晚上,当有野猪来袭击羊群的时候,他敢手执木棒,独自走出黑黢黢的大门。
这个大山深处的家尽管缺少光明,但自从遇见了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从此有了依靠。

5

“那时我一个人学养蜂,前两年都亏哟!雨水多了,硬是入不敷出!”向娜的妈妈回忆道,拖长的腔调里带着浓浓的乡音,“没办法,我爸爸就劝我还是走(嫁),说他爸爸(指杨叔叔的继父)是开跑马场的,你们将来结了婚,要是能承包他这个跑马场,一年还是能挣七八千块钱。你的蜜蜂喂好了,蜂蜜拿到跑马场去卖,一年也要卖个七八千。这样一来,你一年的收入就接近一两万块钱,够养这个家了,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跑马场要交承包费吗?”我好奇地问道。

“要,一年给他爸爸交五千块钱。我听了我家里人劝告,同意办了结婚手续。哪知道在跑马场住了还不到一年,我们就和他爸爸合不来。为什么合不来呢?另外有一个养蜂的,喂了一百多群蜂子,他直接搬到跑马场来,把我饭碗夺啦!”

向娜的妈妈有些气愤,她抬眼望着漆黑的窗外,继续说道:“他挑拨他爸爸把我们撵了,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卖独食。他爸爸也听他的话,限定我们十天之内搬家。没办法,我们才把现在这个房子买了,简单整修一下就搬过来了。”

“听说这房子以前只是个羊圈?”我问。

“反正摆一张床,搁一些蜂蜜桶子、餐具,就在里面住起,蜂箱放在外面。后来又把它加高了一点。”

“两层?”

“其实后面并没有两层,只是前面有两层。”她解释道。

“你们大约每个月收入多少呢?”这个问题是我来之前就想好一定要问的,因为我觉得它很重要。

“每一个月呀,这怎么说呢?”向娜的妈妈笑了起来,大概她以前从没认真计算过吧。

“四五百?”我比出手势。

“找不找得到四五百哟?”向娜的妈妈苦笑道,“有时候找不到,有时候六七百也有。”

“每天都很辛苦吗?”我问。

“嗯,有时候找不到四五百块,有时候有个六七百块。”她最后确定地说,“就是靠卖点蜂蜜嘛!我们这山上土蜂子的蜜价格有点高,要五六十块钱一斤。”

“一家人每个月买米、买肉大概要花多少钱?”

“往年蜂蜜卖了,就拿来供向娜他们读书,做家庭开支这些。今年种了一亩多点田,打了七百多斤谷子。肉呢,自己喂的猪,反正吃腊肉管一年。向娜每个星期回来,我不忙的话还是给她煮点肉,如果不得空,哪里给她煮肉哦!”向娜的妈妈笑道。

“向娜每个学期要花多少钱呢?”

“她的学费好像是五十块。”

“一个学期五十块钱?”我听了这个数字,内心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我虽然在读高中,但这样的学费和我们一学期一千三百五十元比起来,相差得实在太远啦!

“嗯,还有去来的车费十二块,每个星期的生活费三十五块,其中包括三块钱水费,一天差不多用六块钱。”

我惊讶地问道:“六块钱一天?我在学校连一顿都不够?向娜,一天六块钱怎么吃呢?”

向娜羞涩地给我列举:“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三块,然后晚上就吃两块!”

“吃哪些菜嘛?有没有肉?”

“如果说早上不够的话,就吃两块,然后中午就吃不成肉。”

坐在旁边的周老师听了,也非常好奇,问道:“早上一块吃什么?”

“就吃那个粑。”她很轻松地说。

“饼饼?”我没听懂。

向娜的妈妈连忙解释道:“不是的,是菜包子。”

“学校伙食团的吗?”

“嗯。菜包子一块钱两个。”向娜妈妈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

“中午有没有肉哦?”

“中午三块钱有肥肉。”向娜回答。

“肥肉?”

向娜的妈妈解释说:“嗯,肥肉就是蒸的扣碗(烧白)。”

周老师恐怕担心向娜正处于长身体的黄金时期,不由得问道:“吃得饱吗?”

“吃得饱。”向娜温和地一笑。

我妈妈在一旁插嘴问道:“蔬菜呢?”

向娜愣了愣说:“蔬菜呀,除开洋芋还是洋芋!每天都少不了洋芋。”她最后那句话的乡音很可爱,大伙儿全都笑了。

向娜的妈妈也笑着说:“早上伙食团还卖面条。锅里剩下来的面条节节,中午拿来煮成汤,就成了一道菜。如果前一天晚上有剩下的冷饭,第二天清早就拿来熬成稀饭。”

我说道:“他们学校伙食团就是这样啊!吃稀饭有没有咸菜呢?”

向娜很认真地想了想:“我们学校没有咸菜。”

我妈妈问:“晚上一般吃些什么呢?”当母亲的当然比较关注孩子的一日三餐。

“晚上还是吃饭!两块钱,一块钱的饭,一块钱两样菜。”向娜很快地回答。

“平时吃不吃零食?”我问。

“很少,有时候买一包。”

“一包什么?”

向娜随口答道:“糖!”

向娜的妈妈透露说:“她有时候买五角钱的萨其马。”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们学校门口生意好得不得了的那几家面包店,店堂装饰得富丽堂皇,里面的东西贵得出奇,可同学们照样趋之若鹜。我问:“萨其马才五角钱哪?”

向娜的妈妈点点头:“嗯。五角钱一个。”

“那我们在学校买贵了,投诉!”我举起手里的电话笑道。

向娜的妈妈也跟着笑了。

6

一个憔悴的中年妇人,抱膝坐在木凳上,用着一种缓慢沉着的声调,诉说一家六口的辛酸故事。在她面前的小铁桌上,点着一盏菜油灯,那火苗摇摇晃晃,散发出微弱的光亮来。每逢漆黑的夜晚,聊天便成了向娜妈妈打发时光唯一的消遣,她的口才便是这么锻炼出来的吧。

我问向娜的妈妈:“你们在大山里生活得这么苦,有没有想过搬走呢?”

她的表情很为难:“哎呀,搬到哪儿去哟?我们主要就是靠养蜜蜂,养点羊来维持这个家庭。他(指杨叔叔)又不识字,没结婚之前,出去打过几回工,找不到工作,饿肚子,混车混船才回来。他后来都不敢出去了。他说我这种人没文化,走到哪都不得行!只有在屋里喂点畜生,养点蜜蜂,才能生活。假如要我们搬到山下去也不行,做农业的话,一家人的田加起来只有一亩多点,这点田还是干田,在山林边边的,杂树都长起这么粗了。”

“阿姨,我想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我对自己的想法着实感到无语,又不愿放弃。

向娜的妈妈静待着我的提问:“嗯。”

我问道:“在你们家我看到了羊和马这些动物,你们平时都很精心的照料它们,肯定有感情吧?”

向娜的妈妈肯定地回答:“有。”

“那如果宰杀的话,内心会不会很难过呢?”我问道。

杨叔叔嘴里叼着烟,在一旁用安慰的语气帮着回答:“我们都没自己宰杀过。”

向娜的妈妈也解释道:“一般是卖给岩口街上烤羊的,就是说卖给别人拿去宰。这只羊子(她指了指火炉边挂着的一大块熏肉)也不是我们宰的,是野猪把它咬伤了,最后痛死的。那两匹马是他(指杨叔叔)妈妈叫我们去买来繁殖崽崽卖钱的,也不用宰杀。”
我点点头:“哦。不过阿姨,因为家里没电,向娜缺少了很多同龄人的欢乐,你们是怎么看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事先准备的。

向娜的妈妈憨实地笑了笑,低头疼爱地瞧着女儿:“还不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过好一点嘛,但有什么办法呢?家里要牵电,叫表姑爷去问,说要三万五才能牵到他们那里,到我们房子这一截路还得另外加钱。我们哪来的钱呀?只好慢慢等吧,是不是有那一天,还不知道呢?”说完她又苦笑了一下。

我见了那笑容心里感到凄凄的,只能安慰地说:“肯定会有那一天的。阿姨,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

向娜的妈妈答道:“我娘家三姊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妈过世了,还有爸爸,一个侄儿。”

我忽然想起向娜曾告诉过我,她的舅舅有着一段令人同情的遭遇,于是便好奇地问道:“向娜的舅舅呢,为什么今天一直都没见到他?听说他是因为感情问题才变成这个样子,他没生病以前是干什么的?”

向娜的妈妈回答说:“今天有点冷,他很早就去睡了。没生病以前,他跟我爸爸一起学养蜜蜂。”

“他性格一直都很温和吗?”我回忆起上次来向娜家时,曾和向娜在圣诞节的清晨一起堆雪人,向娜的舅舅背着妹妹站在一旁看。他总是微张着嘴巴,神态安详又带有几分欣喜,好像人世间的忧虑从此和他绝缘。

向娜的妈妈低下头静静回忆:“是的。他从小学习成绩也很好。那一年考中专只差一分,没考起,他就不去复习。和他一班的同学差三分,去复习了,后来考起了,在外面教书,他好后悔。他这人从不说脏话,很文明的。八几年那个时候,有些女孩来找他耍朋友,他倒还不好意思!”

向娜的妈妈说着,眼中带着笑意,那些珍贵的往事,是否也唤起了她对自己少女时代美好的记忆呢。她接着说道:“我爸爸管教得严,不许他私自耍朋友,要媒人介绍才行。结果有个媒人给他介绍了,刚到女方家里去走动过一回,就结婚了,哪知婚姻又失败了。那女的性格很暴躁,说不好动不动就捶东西,把家里桌子捶烂,把煮饭的锅捶烂,把门也踢烂啦。我哥哥就忍受不了,要求离婚。那时已经有我的大侄儿了,快满三岁了。女的不肯离。我哥哥说,这样的生活过不下去。女的说,你要离的话,这儿子不给你,我要带走。我哥哥为了摆脱她这种暴烈行为,只好同意啦!她就把儿子带出去,一直在她那里喂养,不让他过来认这边的爷爷奶奶和爸爸。

“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媒人介绍她自己的姨侄女,那时我还在龙沙镇。媒人把那女的带来见面,见面之后,跟我哥哥住到家里去,从此不走了。我父母就对那女的说:‘我们家里人还是讲究这些的,要正式拿了结婚手续才在一起啊!这样不好哦!’她不肯回去。她的大姨,就是那个媒人,来把她狠狠骂了一顿。她哭,但还是不走。当她大姨再来的时候,她关起门不见面,没得法,只好让她留在这儿了。她一直没和我哥哥办结婚手续,后来就怀上了我这个侄儿。”向娜妈妈又生气又好笑地说。

7

“那时候向娜的爸爸从外面回来,就带我去新疆打工,承包土地种棉花。他说那个要更赚钱些。我去了以后,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计划生育要他们去做手术。他又想要这个小孩,两个人就跑到新疆来,跟我们一起做活路。新疆是建设兵团,管得严,没有生育证不让在那儿住。当时是1996年,正是石柱划为重庆直辖市的那一年,我把向娜怀起的。向娜的姐姐都满五岁了,还不给我办生育证,我也慌。连队要撵我,最后没得法,只好给家里写信,要把生育证办来。追了几回,终于办来了,我才没被撵。我哥哥和那女的就被撵出去了!他们两个就到当地少数民族地方去住起,住到农历的9月份,就把我这个侄儿生了。”

“阿姨,你哥哥现在多大年纪?”我问道。

向娜的妈妈回答:“他1963年的,已经四十七了。”

“那他感情上出了问题,突然间变得不太好了时有多大岁数?”

向娜的妈妈掰着指头算道:“他在新疆生病的那年,我侄儿还没满两岁。十二年之前,四十七减十二,三十五岁!”

我问道:“三十五岁那年他生了场病吗?”

“不是生病,主要是小孩当时还不满两岁,他第二个女的,也就是孩子的妈妈,在新疆跟别人跑了。我哥哥到处去打听,一点音讯也没有,就到我这里来。当时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对他说:‘你耍几天再走嘛!’他说:‘不行,我帮别人剪棉花的钱还没给我,我要回去收账。’哪晓得他回去以后想不通,整天睡下来怄气,还买了好些酒来喝,结果一个星期后再来找我的时候,神经就失常了,躺下去就乱说。”

我忍不住担心地问道:“他发病的症状是什么?动手打人吗?”

旁边的杨叔叔帮着解释了一句:“不打人也不骂人。”

向娜的妈妈说:“每天坐着他就在回忆以前的事,回想看过的那些书,还一个人自言自语念。”

我指着头顶上用乱七八糟的木料搭成的天花板问道:“向娜告诉过我,舅舅一个人就睡在这二楼的地板上,晚上还经常说话。”

“是的,他只要一睡醒了,就要叽叽咕咕地说。”向娜的妈妈回答。

杨叔叔小声补充了一句:“半夜三更还要唱歌。”

向娜的妈妈,这个坚强的女人在自己家里万般困难的条件下,还尽力照顾丧失劳动力的哥哥,我不禁钦佩地说:“阿姨你对哥哥真好!”

这话勾起了向娜妈妈的一段回忆。她微笑着说道:“嗯。小时候哥哥对我也特别好,教我读唐诗,教我唱歌,给我讲笑话,讲故事。他有一大箱子书,把那些书都拿给我看。他以前还懂点小发明呢,家里养蜂,烧蜂窝煤炉子,他各自买个小电动机,拿烙铁做了个电吹风,把炉子的火几下就吹起来了。”

“病了之后呢?”我问。

向娜的妈妈沉思了一阵说:“他病了以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爸联系,我爸爸想在重庆的医院给他治病,就让他自己带小孩回家。在火车上,别人说:‘把娃儿送给我养!’他说:‘那我不干。’别人又说:‘我拿一万块钱,卖给我养!’他说:‘那我也不干!’”

讲到这儿,向娜的妈妈很凄凉地一笑,继续说道:“他一直用背带把小孩绑在背上,人恍惚了,到重庆下了火车,就只剩一个娃儿抱在手上,背带不见了,我给他的钱也全都没有了。在新疆走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你没钱了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找警察。’”

向娜的妈妈叹了口气,略微停顿几秒,语速变得缓慢下来:“那时候我也忙,走不脱,正是剪棉花的季节。他既然晓得说找警察,我认为就应该走得明白!我把钱都是给足了的。幸好他还知道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爸就直接到重庆去接他,没接到。等我爸爸回到龙沙镇家里,他又到石柱城里来了,也不知道是哪些好心人帮他买的从重庆到石柱的长途汽车票。他到我们一个亲戚家去,那亲戚见他说话不对,把他当个叫花子看待,让他在客厅沙发上躺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打发他十块钱,让他回去。直到半夜十二点,他在石柱租个摩托,三十块钱,才回到龙沙镇家里来的。回到家,我爸爸马上就把他送到万县(万州)去治疗。”

向娜的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话,也没见她舍得喝口蜂蜜水润润喉咙。

我看了看时间,已是深夜十二点过了,赶快说道:“阿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电了,你最想买什么电器产品呢?”

“哎呀,要是有电了,我第一想的就是买个洗衣机该多好,洗衣服就不受冻了!”向娜的妈妈欣喜地说道。

“向娜,你想买什么呢?”我问。

“我也想买洗衣机,因为洗衣裳又麻烦又冷。”她小声地回答,从那语气里可以听得出来,四年没电的生活确实给这小女生带来了不少困扰。

“向娜上一个星期洗的,直到今天都没干,还挂在那儿冻起的。要是衣服不脱水的话,再有几套都换不过来。”向娜的妈妈补充道。

我回过头去又对沉默不语的杨叔叔问道:“杨叔叔,你想买什么呢?”

他若有所思地想了好一阵,然后平静地回答:“我还是最想买个电视机。”

他话音刚落,大伙儿全都开心地笑起来。我做着OK的手势说道:“好了,我的采访结束了。”

8

杨叔叔和我们隔桌相对,不断替大家添开水。他很和蔼,只是不善言辞。他不识字,所以说话总是很简短。杨叔叔从小就独自生活,人生第一堂课便教会他,怎样把内心的烦恼和苦涩都吞咽回肚里。

“我从十一岁开始讲起吧。我爸爸喜欢打牌下棋,他不顾家,不务正业,我妈喊他上坡去做活路,他扛个锄头就走起。中午出去一看,他还蹲在路边跟人打牌呢。经常这么搞,我妈就寒心了。他们天天吵架,后来就要离婚。我十二岁那年,他们离婚了。我妈准备把我们三姊妹带起走,我说我不走。我两个姐姐都跟我妈去了,我就跟着我爸爸。心想管他是个什么人,我还是不离开他。”他这样描述自己不幸的童年。

“我爸爸一个人在家,那一年又卖又借,很快把谷子和其它东西搞光了,他就出去打工。我在屋里守窝,没办法生活了,就去砖厂给别人背砖,背都扛肿了,还填不饱肚子,只好慢慢学着去做田地。犁田的时候,年纪太小,犁头都扛不动。那一年,地里种出来哪样吃哪样,出来洋芋吃洋芋,出来麦子吃麦羹儿,生活就随便混过去了。第二年再种,够吃了,我爸就回来了。有粮食吃,他也不走了。我长到十五六岁,就出去打工,那几年不好找工作,每次出去只有饿肚子,一路混车混船地回来。这样漂流了好多年,我想过,不论是谁,只要招得我上门,我就离开。哪怕她就是结过婚,有儿有女,我也认。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到福建去过,那儿说的是去上门,要得嘛!去了一年,跟那些人始终搞不拢,话也听不懂,只能回来,我就跟她(向娜的妈妈)认识了。”

旁边老婆婆夸他说:“全靠他,这个家才立起来了。”

杨叔叔说:“我十二岁那年,每天晚上从坡上回到家里,一想起妈妈就哭。”

我妈妈问他:“你都没去找过你妈妈?”

向娜的妈妈帮着解释:“隔得太远了!”

杨叔叔说:“像我父亲那个性格,只要一有人喊打牌下棋,不管在地里栽秧啊,还是种红苕、包谷,他一丢了就跑。每次都是别人轮流玩一阵有事走了,他还在那里坚持到最后。”

杨叔叔的讲述让大家深深的同情,连少年报周老师听了也忍不住摇头苦笑。妈妈问:“你姐姐呢,她们帮助你吧?”

杨叔叔说:“只有我二姐,那年人家替我谈个亲事,我说没得钱,下午二姐马上就给我拿一千块来。我就去订婚,结果第二年又算了!”

我问:“叔叔,你现在还有没有土地呢?”

杨叔叔回答:“有土地。”

我总结道:“就像我们地理书上说的,单产量高,但是商品率低。”

与向娜妈妈的电话交谈

一通电话不足以证明什么,但通过我对向娜妈妈的补充采访,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向娜一家人即使生活在那样悲惨的状况下,仍然免不了被人说三道四。为了更能体现出这篇纪实作品的真实性,我将后来两次通电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因为担心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其中有些人名和单位的名称都用符号代替了。

下面是我和向娜妈妈的电话交谈内容:

苇子:喂,阿姨呀,昨天是不是有网友来过你们家?

向娜的妈妈:昨天晚上来过的,是重庆的,我也不晓得他是哪个单位的。他来给娜娜送了两件衣服,买了些书,走的时候还给了两百块钱。他说也姓向,跟娜娜是一个姓。他说他们姓向的族上拜托他来了解这个事。他问了一些情况,看是不是和报纸上登的一致。石柱县城也来了两个人,可能是电力公司,我估计的啊!他们说帮我们联系了这边山上的铁塔,铁塔是X中心的,同意我们在铁塔上面直接搭线。说是这么说,搭得成搭不成我也不清楚。

苇子:那个姓向的网友刚刚也给我打了电话,我不认识他,从来没见过面。他说到你们家去了一趟,而且电的问题已经替你们解决了,我听了好高兴哦!

向娜的妈妈:来的这个向老师找我要你的电话号码,我本来不想说的。后来我考虑了一下,他可能是把这个事办成了,想给你打个电话,所以就给他说了。

苇子:没关系阿姨,不过以后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不要说,因为网上有些事情很复杂。

向娜的妈妈:要得要得!后来我屋里杨忠权也很后悔,说我不该把电话号码告诉他。

苇子(笑):没事。

向娜的妈妈:真怕给你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本来你是好心帮我们,这让我过意不去。

苇子:没什么,阿姨。我想问一下,他说电的问题解决好了,到底解决没有嘛?

向娜的妈妈:那个向老师昨晚上是这么说的,这里X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和他们通过一个电话,让我们自己找专业电工去铁塔上搭线。但这话只是向老师转告我们的,我没有直接听到那个电话。

苇子:哦,向老师他们昨晚一共来了几个人?

向娜的妈妈:一共来了四个人。石柱县城的来了两个,重庆的来了两个。

苇子:男的还是女的?

向娜的妈妈:两男两女。重庆那两个人可能是坐客车来的,后来石柱电力公司的车子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的。

苇子:哦,我也是看到有网友在QQ群里讨论,向老师他们好像就是从重庆坐长途客车来的,来的时候恐怕天都黑了吧?(这个QQ群叫“油灯女孩的梦”,是我在《重庆商报》上发了那条掌上新闻后,记者姐姐特地建的。她说想测试一下人气,结果当天就爆满了。)

向娜的妈妈:他们来的时候天早黑了。他们走错了路,从南大门来,那里有冰雪,来不了,只好掉头从鱼池坝北大门来,结果又走过了,汽车开到上面跑马场去了。后来打电话联系到我们,才找到起的。

苇子:哦。

向娜的妈妈:我真过意不去,给你们添好多麻烦哟!

苇子:不要这么说阿姨,关键是向老师说把电的问题解决了,但你们还是不晓得到底有没有解决,是吗?

向娜的妈妈:嗯,是的。只是听向老师说和他们X中心的人通过电话,但我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苇子:哦。

向娜的妈妈:妹妹,你们过年还是到我们这里来耍嘛!

苇子:好的,到时候看!

向娜的妈妈:娜娜说多想姐姐过年来我们这里,我们一起到千野草场走一走。

苇子(开心地笑):向娜想我了吗?

向娜的妈妈:是啊,她说好想姐姐来哟!

苇子:阿姨,那个向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说你们在龙沙镇那边另外有房子。

向娜的妈妈:龙沙镇那边有房子?

苇子:嗯。

向娜的妈妈:没得没得。龙沙镇那边,我和向娜爸爸离婚的时候,有一间土墙房子,那是他屋奶奶的。离婚出庭的时候,他屋奶奶说,这间房子只是借给我们住,并没有分给我们。我现在只有千野草场这个房子,别处什么地方都没有房子。

苇子:向老师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些人说你们在龙沙镇另外有房子,是空起的,有水有电。

向娜的妈妈:不是不是。他屋奶奶在法庭上都说过,龙沙镇的房子只是借给她儿子住的,不是分给她儿子的,所以这房子就不能判给我们母女三人。我离婚带着两个小孩,向娜的爸爸一分钱没给我们,照理说的话,他爸爸该一个净人走,那房子就该是我们母女三人的,但是他奶奶不同意,所以那个土墙房子就没有我们的份。

苇子:哦,不允许你们去住吗?

向娜的妈妈:不可能的,连我这两个女儿都不让去住的。我这里有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是说明了的。你如果下次来,我把判决书给你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苇子:那个向老师还告诉我,别人说你们一年有两三万的收入。

向娜的妈妈:乱说乱说。哎哟,这些人哦。

苇子:向老师没有当面问你吗?

向娜的妈妈:没有没有。他没有问我收入,只问我喂了多少蜜蜂?我说我喂得有十九桶蜂子。他说你一年产多少糖呢?我说好的话,产两季糖,不好的话,只产一季。石柱县城这个男的,带他们来,在我们面前也说得很好。他说先把电为我们解决了,我们以后在鱼池有啥子事情,他帮我们。

苇子:哦。

向娜的妈妈:昨晚上他们来,我去倒开水,他们不要,说自己带得有水。我煮饭吃,他们不要,说是要到鱼池坝去吃。其实很可能是这个向老师在和石柱县里联系的时候,有人给他乱说。现在哟,妹妹,做人不容易!官场上有些人对我们不满意哟!

苇子:哦,原来是这样啊。

向娜的妈妈:是啊,你看我们石柱各个地方,不比你们那里。

苇子:我想,那个向老师的本意还是来帮助你们的,只是有些话他不好直接问你。

向娜的妈妈:是,确实没有直接问我,但我觉得他还是相信石柱县城的那些人。他没有问我一年收入多少,只问我喂了多少蜜蜂。

苇子:他们另外还问了些啥子问题?

向娜的妈妈:向老师问我,你们说牵电要两三万呐?我说,是啊。下面崔显棚去问过的,还有人说要三万五才牵得拢。我说,我们哪来的钱牵哟,我们就把电杆买来了搁到路边,没有牵。向老师问我蜂糖卖不卖得起价钱?我说我们这儿卖的是五六十块一斤。他可能认为卖得有点高,其实我们这里不管乡下或旅游区都是这个价钱。

苇子:冬天蜜蜂还要冬眠是不是嘛?

向娜的妈妈:是的。他还问,现在有没有采糖?我说冬天哪还有采糖哦,蜂子都已经休息了。不能采糖,花都没有。
苇子:阿姨,你们现在一年具体有好多收入呢?

向娜的妈妈:我们一年呐,有个八九千块钱。你走了以后,我仔细算了一下。因为从我们所有这些开支加起来,刚好够我们一家人生活。这八九千块钱还要把我们在山上采药材、掏菌子来卖,也包括在内。

苇子:阿姨,你把昨晚那些人来的大致情况再给我说一下嘛!

向娜的妈妈:那些人进来,我就喊他们坐下。他们先问,你们这电是怎么回事?我说,以前不是有家公司也承诺过让我们搭线吗?但是电管所不同意。电管所必须要这家公司把电表挂在岩口街上,方便他们监管,才同意让我们搭在里头。不然要是设备被烧了的话,他们负不起责。我屋杨忠权和崔显棚(老爷爷)到电管所去过两次,说要求给我们点电灯。电管所不同意,说这是旅游区,要正规线路,不准随便乱搭。崔显棚又私下去找了人,答复拿三万五就慢慢来给我们牵。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音,也没有人催我们说,你把钱拿出来,我就给你牵。

苇子:哦。

向娜的妈妈:他们还随便问了一些。他们问向娜,你以前爸爸叫什么名字?只简单的问了几句。后来石柱县城这个男的就告诉我,他已经和X中心的人通过电话,同意让我们在铁塔上搭电,叫我们不要让更多人知道,各自喊个熟悉的电工去悄悄搭就是了。但X中心的人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也弄不清楚。我能说的只有这些。还有向娜要给你说话。

苇子:喂,向娜,昨天那几个叔叔来看你们,问了你什么话没有?

向娜:就是问了关于我以前那个爸爸的事。

苇子:他们问了房子的事没有?

向娜:有个人问了的。

苇子:问的什么呢?是问你们另外还有没有房子吗?

向娜:他们没有问。

苇子:那他们问的什么?

向娜:他就是问关于这房子,是怎么说的,妈妈?

向娜的妈妈:问这房子是不是有房产证。

向娜:噢!他们问这房子是不是有房产证。

苇子:你们有房产证吗?

向娜:……

苇子:那些叔叔还送给你两套衣服吗?

向娜:嗯。

苇子:他们对你好不好?

向娜:他们吗?对我还可以。

苇子:关于牵电他们问了没得?

向娜:没有问我,他问的是我妈妈。

苇子:好的,向娜,你把电话给你妈妈一下。喂,阿姨,你们现在这个房子有没有房产手续?向娜的妈妈: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房子以前只是有人修来喂羊的,我们没有房子住才买过来,要是换成别人也不会买他的房子。我们的买卖只是个协议,没有经过哪个批准,也没有上税。没有房产证,怎么上税呢?

苇子:嗯。也没有其它手续吗?

向娜的妈妈:没有。我们就只是写了一个协议,还有持笔人、当事人和在场人这几个都签了字的。

苇子:当时买成多少钱呢?

向娜的妈妈:三千五。那个时候房子只是个羊圈,烂得很,完全要垮了。我们没有房子住,才把它整修出来。

苇子:这房子最早是在耕地上建起来的吗?

向娜的妈妈:是的,他卖给我以后,没人来找过我的麻烦,也没人来争。

苇子:总之,你们现在能住的就只有这个房子,是嘛?

向娜的妈妈:是,能住的就只有这个房子。假设以后要我们搬迁,我就住在旅游区公路边。如果要把我搬迁到哪个旮旮角角,我没法卖蜂蜜,不能生活,那我可不干哟!你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妹?

苇子:对头。离开那个地方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向娜的妈妈:是。他如果把我搬到岩口或是其它地方,给我另外找个工作,能够养活一家人,那我也同意。人嘛,总得要拿两条路给别个走嘛?要是说这房子给我几万块钱,让我各自搬开去,地基也不指(安排),那我不愿意哦!

苇子:我听见那个向老师说,别人告诉他,你们在龙沙镇另外有一间房子,是因为远了才不愿意去住。

向娜的妈妈:不是不是,那不属于我,根本不属于我。要是属于我的话,我们绝对会去住,因为那里有电。虽然其它没有,但起码有电!可是,那房子不是我的,不晓得他们怎么说起的哟?

苇子:昨晚向老师都没有直接问过你吗?

向娜的妈妈:没有,他没有问我龙沙镇有没有房子,也没有问我离婚的时候法院怎么判的。我告诉他们,我离婚了,两个娃儿跟我一起生活,向娜的爸爸没有拿一分钱。我一说这些,他们就打我的岔,叫我不要说了,说当着娃儿讲这些影响不好。我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苇子: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写你们的事情。我希望在网上发的这些文字和照片,会引起更多媒体和网友的关注。

向娜的妈妈:我没有看到那份报纸,我姐姐住城里,我叫她给我买份商报。她说去问了,街上没得卖的。
苇子:改天我给你们寄一份来。

向娜的妈妈: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妹妹。

苇子:阿姨,有时候可能还会给你们打电话来做一些补充调查。好不好?

向娜的妈妈:要得要得。

苇子:好,那就不打扰你了!

向娜的妈妈:是我打扰你哟,妹妹。

苇子:拜拜!

向娜的妈妈:拜拜!

当天晚上的第二次通话

向娜的妈妈:……这叫做非法用别人的电,弄得不好还要把我劳改哟!所以我要问你一下,看可不可以搭?(对方电话有点不清楚,所以通话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苇子:阿姨,这件事我问过我妈妈,她说不要去搭。阿姨,私自搭电是违法的。

向娜的妈妈:我也是这么想的。有时候小事会弄成大事,是不是嘛?

苇子:所以说最好还是要征得电管所同意。阿姨,那天登报以后,你打电话说电管所那天下午派人来了你们家,他对你们说:“如果你们要搬迁,就不通电;如果你们不搬迁,就帮你搭上电。”是不是说了这句话的?

向娜的妈妈:说是说了的,但你晓得不,石柱这些人都是敷衍了事的。我后来也在想,向老师为啥子要对你说那些话,说不定就是因为现在曝光了,让有些人臊了皮,他们对我们不满意,所以就撒谎。你想嘛,他们说我一年收入两三万,还说我龙沙镇有房子。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屋这个人(杨忠权叔叔)打电话,说他鱼池坝有房子,还有一次又说他石柱城里有房子。从这些话里我就感觉到有问题。我非常感谢你帮我们,但我想算了,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然我怕会连累到你哟,妹妹!

苇子:阿姨,这件事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因为你说过,龙沙镇那个房子并不是你自己的,你们也住不进去。那怎么能算呢?

向娜的妈妈:那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我只有现在山上这处房子,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是他们想出来对付我们的办法,认为你这个农民,不理你就算了,任何人想来帮助都不得行。你还是个学生,上课那么忙,不要追究这个事情了哟!

苇子:阿姨,我还是想帮你们。

向娜的妈妈: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是个好孩子,我真怕会连累到你。

苇子: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了解的全都是真实情况,他们有啥子权利呢?阿姨,我想请你们再主动去要求一下,再说电管所不是也说过这句话吗,你们看可以不?

向娜的妈妈:主动去要求?

苇子:嗯,主动去说一下,既然他们说了这句话,我们为啥子就不能理直气壮去要求一下呢?

向娜的妈妈:马上快要过年了,即使想说也来不及了,也要等到明年了。还有,他们的理由是反正要搬迁,明年3月份就要动工。是要动工,我也相信。但是否要拆我们还说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吧,不操这份心了!

苇子:阿姨,我就是想做成这件事,为你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向娜的妈妈:是,我晓得你的心情。你看到娜娜眼睛近视了,你很同情她,也很同情我们这一家人!你已经付出这么多努力,我怕会连累到你哟!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有些时候政策都是自己制定的,所以才叫少数民族自治县。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知道,他们那里不但可以像我们石柱这样生两个孩子,如果再婚,只要有孩子的一方没有超生,而另一方又未生育,还可以再生一个。我屋里这个人(指杨叔叔)一个都没有,他是未婚,可我们生了这最小的还是被罚了款,这要是在新疆肯定就不会。石柱这些人告诉我现在是人口普查期间,可以少交一两千块钱。我当时还去县里问了,他们也是这么说。我就去借钱把罚款交了。后来才知道,很多不服这个政策的人还是没有交。我在计划生育法的书上也看到过,像我们这种情况不应该被罚款,所以说有些政策都是本县制定的,重庆市管不着。我们没电这个事,就像你说的,是电管所做得不对头。可他们以搬迁为名,也没得办法。

苇子:反正阿姨,你不用担心,我肯定会帮助你们。而且我是个学生,他们也不会对我做啥子,因为我写的和我做的都是凭良心。他们不会拿我怎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向娜的妈妈:其实点不点灯都不重要,这几年我们都这样过来了。我就是害怕会连累到你哟!要真是那样,我就实在对不起你哟!

苇子:你不要有这种担心。没有电很麻烦的,向娜做作业太不方便。你冬天还要洗衣服,好冷哦!长期没电的生活,对我们城里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向娜的妈妈:是啊,向娜昨晚听说可以通电了,好高兴哟!她说:“妈妈,快点弄起了好过年,我要看电视哟!”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一想,最好还是问问你,看你怎样回答。我们文化低,有些事情不懂,我也怕以后说我们是私拉乱接,那机器都是值几十万的,要是里头一个零件烧坏了,要我们赔,那可怎么办呢?

苇子:阿姨,你必须要经过电管所同意,那才算是真正有了电。

向娜的妈妈:是的,那样就不用担心了。昨天晚上那个向老师还说,他来看我们是受族人之托。因为向家的族长在报上读到,有个姓向的小孩,连电灯也没点,在乡下受苦,族长就托付他来帮助向娜。向老师还告诉娜娜,深圳有个跟她一样名字的女孩,打电话打到他那里,问了这件事情。

苇子: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是有一个向氏宗亲网。

向娜的妈妈:你那天不是打电话来说,有些人可能要来吗?结果当真有好多人给娜娜的老师打电话。娜娜说,老师都烦了,后来都不接电话了!一打来他就说,向娜,你各自来接。老师有点不高兴,拿责怪的眼光看她,因为他当时正在讲课。星期五那天,老师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从哪个方向走呀?别人要来看你们。我就跟他说,北门进来七百米。他说,那我要给他们讲一下。
苇子(笑):老师的号码肯定是那些人打电话去学校查的,因为向娜没手机嘛!

向娜的妈妈(也笑):妹,其实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只要能点上电灯就满足了,不需要这些好心人来帮忙。昨晚向老师还问我要不要洗衣机,我说我不需要。

苇子:喂……阿姨,听不见了。

向娜的妈妈:……我的手机有问题,用了三年了,摔了好几回。

苇子:好,现在听见了。

向娜的妈妈:那我不说了,正常时间通话要好多话费哟!

苇子:没关系,以后就像这样嘛,你给我打过来挂了,我再给你打过去。

向娜的妈妈:你正在准备考试,不说了。

苇子:谢谢阿姨关心,我想你们还是去争取一下,去电管所那边。试着去问一下。

向娜的妈妈:也要得。我们去鱼池问一下。

苇子:拜拜!

向娜的短信(2011年1月11日)

苇子姐姐,你好,我今天放假了。你在干吗?你不要再为我们的事操心了,我看已经没法点上电灯了,再操些心也是没用的,反而给你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吧。祝你新年快乐,越来越靓。向娜发。

第二篇:听乡下老农讲土地的故事

1

接下来该记录我和老爷爷的谈话了。老爷爷大名叫崔显棚,今年六十二岁。和向娜的妈妈一样,他也是石柱县鱼池镇鱼池村的村民。他本来叫崔显朋,最后一个字是朋友的朋,但在登记二代身份证时,被人莫名其妙加了个木旁,变成了烂棚棚的棚。他老伴的年龄也被写小了一岁,就因为这小小的笔误,她实际上已快到六十一岁了,却至今领不到每月八十元的养老金。

这是我第三次到老爷爷的小木屋里,前两次都是从向娜家采访完毕后顺道过来。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平安夜到老爷爷家采访的情形,挂在厨房墙上的电子钟指针正指向午夜十二点零三分。我和老爷爷还在屋檐底下合了影。他照相的模样特别精神,头戴着的矿灯射出银白色的光束,在漆黑的山林中分外耀眼。昨夜我去他家探望时,发现他病了,躺在床上,用毛巾包着头,有些咳嗽。我把有些网友的疑惑告诉他,有人在帖子里问道:“家中十一年没通电,矿灯怎么充电呀?”老爷爷说他每周都要去山下岩口小街的农家乐宾馆里求人充电。大概是同情他吧,人家不收一分钱。老爷爷家里只点着油灯,光线太暗,我一不小心碰到手机某个触屏按键,很多重要内容都没录下来。我只好再次来到老爷爷家,请他重新给我讲一遍。

汽车沿着弯曲的公路小心翼翼地爬上山来。现在是白天,可以看出路面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壳子。举目四望,一片真正的银色世界,轻盈的雪花踏着舞步飘然而至,我从车窗探出手去,想要在半道上迎接它们,然而除了一点清凉的露珠,一无所获。

或许是时间还早的缘故吧,大山里来往的车辆十分稀少,由于路面太滑,妈妈一直都在控制车速。我远远瞧见路边那个熟悉的白墙小瓦屋,屋顶上冒着袅袅炊烟,在清晨铺满积雪的绿色山林中煞是好看。我赶紧下车拍了好多照片,对于我这个出生在南方城市的孩子来说,这样美丽的雪景是难得一见的。老婆婆正在小小的院落里忙前忙后,看见我们,显得格外欣喜。她打开那扇爬满青藤的柴扉,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了。

还是那所熟悉而简陋的小房子,到处凌乱地堆放着一些农具和杂物。房屋侧面的林间空地上,凌乱地扔着几大捆烧火煮饭的枯枝。用白色涂料粉刷过的墙边,挂了许多晾干的青菜和玉米。低矮的屋檐下,搁着一个用细铁丝拴成的小木盆,一些凝结的冰块浸泡在浅浅的清水里。由此看来,老爷爷家虽然去年就安上了自来水,可他们还是舍不得放弃使用屋檐水的老习惯。

我前两次来都是深夜,四周漆黑一团,除了借助相机闪光灯随意抓拍了几张照片,对屋子内部的情形并不真正了解。当我走进房里,吃惊地看见到处都破败不堪。狭小的卧室仅能容下一张大床,床铺上乱糟糟的,扔着两床很厚的棉被。也许是为了遮挡昆虫和灰尘,床的周围用塑料彩条布严严实实地捆扎起来。厨房的尽头是灶台,表面的瓷砖浸满了油污,但它却是填饱肚子的源头,扮演着家庭中很重要的角色。一个破旧的竹篓旁边,几只淘气可爱的小鸡崽不住地叽叽喳喳,正在母鸡的羽翼下低头觅食。

老爷爷的家充满着泥土色的调子。幸好厨房门边的角落上有张取暖的小铁桌,那燃烧着旺火的红色炉膛,增加了热量和温馨感,才使得这间四面透风的小木屋不至于太过寒冷。那只白色的电子钟原封不动地挂在墙上,令人惊讶的是,我发觉原本应该走到八点多钟的它,却依然直指着十二点零三分!原来,它早就坏掉了,成为打扮这贫苦农家唯一的电器产品。

2

我和老爷爷坐在那张小铁桌边(姑且把这角落叫做饭厅或客厅吧),傍着温暖的炉火开始了谈话。我直接对老爷爷道明了来意:“爷爷,昨天晚上采访,整个叙述还不是很清楚,我希望你重新再讲一遍,从你们家被火烧到现在经历的事情,都详细地告诉我,我尽量不打断你,好不好?”

见老爷爷满口答应,我非常高兴,赶紧把手机录音打开。因为有了昨天的铺垫,老爷爷更加有条不紊:“我们在鱼池坝街上的房子是1995年冬月间起的火,我隔壁住着我亲家。我幺儿媳妇的姨侄女一个人在床上做作业,没有电灯,蜡烛倒下来,床上盖的和铺的都是呢绒,就把呢绒罩子燃起来了。”

我很抱歉地打岔道:“爷爷,打断一下,对不起,我还是要重复一句,你允许我把你的个人肖像照,还有你讲的话整理成文字,发到网上和报纸上吗?”

“我同意。”没想到老爷爷回答得甚是豪爽,他高兴地说,“我巴不得你们来采访!要是报社和新闻机构,都肯帮我们农民说话,我是拍双手欢迎的。别看我这么穷,如果需要稿子费的话,我明天还可以卖两捆柴来资助!”

“不用了!不用了!”我赶紧笑着摇手推辞。

老爷爷开始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他老伴在灶间用干柴生火煮饭,不时帮着补充一两句。有时也为一些不同的观点发生争执。从两位老人既认真又亲昵的口吻听得出来,他们已经这样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昨天夜里在向娜家采访时,我就听老婆婆说过,老爷爷病了,医院要他住院,他不干。除了支付不起高昂的费用,还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他担心患有骨质增生的老婆婆,不愿把她独自一人扔在寒冷的大山里,与漫长的黑夜和凶悍的野猪做斗争。

“火燃起来没得法。”老爷爷继续讲道,“她才七八岁一个妹娃儿,就从窗子翻出来,喊我:‘表大爷,表大爷,我屋起火!’等我们得知情况时,火已经大了。”

老爷爷说话的乡音很重,语气惟妙惟肖,让人身临其境:“我们赶忙出门喊,街上住的人多,当大家跑过来,火把那两间房子基本上都燃完了。实事求是说,我家的房子和家具,并没有烧,是拆火路打烂的。我们的街坊没办法,必须要拆几间房子,以免火势扩大。我家被打烂了就无法生活。我当时有九个人,还有我八十几岁的老母亲。”

“为什么无法生活呢,是因为房子被打烂了吗?”石柱县过去属四川省管辖,离重庆比较远,当地人的话有些难懂。我在等待老爷爷回答的同时,还得认真准备好下一个问题,所以总在机械性地重复一些话语。这样也可以避免回家整理录音时,有听不清词的情况发生。

老爷爷的手在空中舞动:“对啊,房子打烂了就无法居住,也没地方生活了。我把母亲交给我哥哥抚养,各自拖着两个儿子,还有媳妇、孙,就这么拖起。我去找供电所租房子,一百五一间,两间房子三百。我和儿子媳妇商量,你们几个出去打工。我老了,就在家中带小孩。”

我不禁问道:“一个月租金三百元吗?”

老爷爷赶紧摇摇手回答:“租一年!他们也看到我确实有困难,两间房子才三百块钱一年。”

我同情地点点头。这样的租金,算下来每天花不了一元钱,比城市的廉租房还便宜了许多,想来房子的条件肯定不是很好,尽管如此,供电所的做法还是挺人道的,至少要比当地某些冷漠的领导强多了!

老爷爷没多少文化,但昨晚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却口口声声把失火称为‘走水’。我当时听不太明白,还误以为是当地人的口音,回家后在网上一查,才知道这说法从古至今早就有了。网上解释说:古人对火是十分敬畏的,认为失火本来就是超自然的力量(比如鬼神)造成的,如果在遭遇失火的情况下,嘴里还火啊火啊的叫个不停,就会很不吉利。老爷爷竟也有这种忌讳。

3

“一直到2000年,我才上山来修这个房子。”老爷爷话音刚落,坐在灶台边的老婆婆就跟着补了一句:“那一年雪大得很!”

“那一年雪很大吗?”我问道,把正在录音的手机顺手放在小铁桌上,但忽然又想到,这样说不定会被烤炸,于是赶紧又把它抓起来。

“嗯,很大。那时我两个儿和两个媳妇都在外面打工,一出去就整年整月,孙就必须要我带起走。挖锄头又不行,我还是要想搞点经济,就上山来发展养殖业,可以挣点钱养生活。政府一看我修的这个房子,也不好叫我拆。我儿和媳妇都不在家,只剩两个老的,拖四个孙。你要我拆,我搬到哪儿去哟?大的两个孙都是妹娃儿,后来上小学读书,她们两姊妹每天手拉着手,来回要走十几里山路。不要说这山上清早和晚上没得车,就是有,车费也太贵了!一个人下山两块,上山两块,两个人就要八块钱。正是艰苦时期,哪来那么多钱哟!她们天还不亮就下山,天黑尽了才又各自爬上山来。我那大孙女就说:‘爷爷,我好怕哟,这外头蛮大几个野猪!’野兽确实多,她看见脚印了!”

老爷爷讲述得相当精彩,我不由得听入了迷,好在手机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这让我很省心。

“就这样生活下去。儿和媳妇他们在外面打工,我们两个老的就守在这山上的屋里带孙。我把镇上被火烧了的那块地基慢慢刨出来,他们过几年挣钱回来,就重新修了。”

“原来你们就是住在鱼池镇鱼池村的吗?”

“嗯,从来都是鱼池镇鱼池村。”他答道,“街民。”

“哦,街民?就是住在街上那种修得比较好的房子里?结果被火烧了,就全部搬上山来了?”我逐渐理清了头绪。

老爷爷回答:“还有个啥子搬的哟?”

老婆婆走过来站在旁边。她偏着脑袋,把双手在围裙上揩了揩,那表情显得特别无奈。她也跟着说了一句:“烧完了,没得啥子搬的了!”

“那这房子里最初住几个人呢?”

老爷爷扳起手指头算道:“六个人。四个孙,两个老的。”

“四个孙全都上学了吗?”我打量着仍在病中的老爷爷,他仍然披着那件油腻腻的军大衣,在火炉旁坐得笔直,就像个军人一样。从第一天认识他开始,就见他一直穿着这件衣服,说不定这是他唯一能够御寒的冬装吧?

“嗯,后来就全部上学了噻!”老爷爷回答我,“大的读初中,小的读小学。我两个儿子的家也重新安好了。那个时候我儿子他伯伯还是支部书记,他不理我们这一家人,他认为我当兄弟的都是种田的,他就瞧不起。我们哥俩搞得不好。后来我还吵我哥哥,你过去看不起我这一家人,现在你看我儿和媳妇子,那点房子,那点装修,起码还要超过你!”

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老爷爷也跟着笑将起来:“那是因为我那两个儿和媳妇,勤劳肯干。我那儿和媳妇子不是我各自夸,都有出息!我大儿四十岁,我大媳妇四十一了,靠打工来供养小孩读书。我大儿又会开大车,又会开铲车,又会开挖机,但买不起。我大媳妇是单位煮饭的炊事员,确实也能干。”

从昨夜采访开始,我就听老爷爷不住称赞他的两个儿子和媳妇,老爷爷很为他们骄傲。拿他的话来说,他们都只是打工仔,但不怕吃苦,特别勤劳。

“哦。你们2000年一上山来就没电吗?”我问道。

“一直没有。没有电,没有水。水电都没有。我孙子和孙女回来,做作业只有靠油灯点亮。”老爷爷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躬下腰去咳嗽。

“都是点油灯做作业吗?”我重复了一句,向娜周末回家,晚上也是借昏黄的油灯做家庭作业。向娜的妈妈告诉我,女儿已经近视了。大城市里有许多和她同龄的女生也近视了,不过导致的因素却截然相反,我看到的是,城市中学生触摸着鼠标,在丰富多彩的电脑前流连忘返。

“嗯,包括我大孙女,她跟向娜是一班的。她的成绩比向娜还好。也长得像你这样瘦瘦的样儿。”老爷爷指着我说,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对视力有影响哦?”

“那还不!我经常叫她,‘莫隔得太近了,妹!’她从小就是我养大的,一直到读初中。她只要在屋里,一家人的饭都是她煮。”

“你实际上是在自己土地上建的房子吗?这是不是属于农用土地呢?”这话我昨天夜里就问过一遍了,可还是想再次得到证实。
老爷爷点点头:“嗯,是在自己的农用土地上修的。”

我接着问道:“你那时有多大面积的土地?”

“总量是一亩多。修这房子把我一家人的菜园地基本上是占完了的。占了只剩点田。2005年,那点田又被国家征……”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说那件事,便停下来。

我问道:“国家征用了?”

老爷爷回答道:“嗯,征用了以后,全部是拿来修新街了。”

“当时像你这种建房子的人多不多?”

老爷爷说道:“当时多。去年还挖了好多,岩口也挖得有,麻坪也挖得有。挖的都是那些修来做生意的。我们这些搞养殖业的就没有挖。我们喂得有畜生,他们不敢。”

“挖就是拆的意思吗?”我问道。

老爷爷说;“嗯,就是拆的意思。畜牧局支持我们跟他们扯皮噻!所以就拆不了我们。那些修来经商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强行挖完了的。”

我好奇地问道:“爷爷,那你养了多少只羊呢?”

老爷爷回答:“我现在还剩四十几头,老羊子往年都卖掉了。”(老婆婆在一旁也说:“没得好多了,被野猪咬了。”)

“那以前你羊子很多吗?”

“我原先一上来就是两百多头羊子。国家还要支持我,给我发无息贷款,另外还补助了一年。补助就是不要你还。听说今年又有,国家是拿下来了的,不知道被哪一层吃了,搞不清楚。去年我们暴风卡都是填了的。”

“爷爷,你儿子和媳妇也都是农村户口吗?”

“农村户口。”

“土地被征用了,他们没做点其它生意吗?”我问。

老爷爷摇摇头,回答说:“他们长期都在外面打工,几个孙就全部丢给我们。田地被征用以后,当时我这一家老小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前面那些困难(指房子被火烧),全部都是自己克服了的,没向国家要过,也没给哪个领导说过。后面的困难又出来了,出来了他们一概不理,你就无法了噻!自从邓副主席上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包产面积,下放土地,我家就一直才三个半人的产量。两个媳妇娘家土地带不走。娘家有兄弟,有哥哥,哥哥又结了嫂嫂,嫂嫂也没得土地,幺儿媳妇的土地就转给她嫂嫂了。几个孙娃儿一生下来也没得土地。我们家现有人口增加到十一个,反而一分田都没得了。国家土地政策要是不调整的话,像我们这种情况确实具体哟!”老爷爷音调渐高。

4

“爷爷,我们心平气和说!别激动,我们尽量轻松点说,好不好?”我安慰着老爷爷。他仍在不时地咳嗽,他喜欢抽烟,山地天气奇寒,身体恢复得很慢。

“嗯。我最想国家政策和重庆市委把农村土地做个调整。”老爷爷说道。

老婆婆拿扫帚打扫房间。她把灶台附近的竹篓搬走,里面小鸡崽那叽叽喳喳的叫声不绝于耳,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老婆婆昨晚告诉我,她养了二十几只小鸡,被老鼠咬死了很多,就剩下七个了。老婆婆接过老爷爷的话头说道:“那怎么可能哟,为你几家人就来做个调整。”

老爷爷一听,马上挺直了脖颈,扬起眉毛说道:“啷个不可能呢?这是全国普遍性的。要是调整的话,我硬是磕头!那些有出息、有能耐的,他不愿意种,就拿来荒起。像我们这些岁数大了的,出去打工没得人要,必须要种田地。田地都被征用了,那就是拿起锄头没处挖,恼火哟!”他又将头转向我继续说道,“恰像妹你识字,不给你笔,我看你啷个写?我们农民,没有土地,就啥子事都干不成。”

“你们这房子修好以后,办理过手续没有?”

“没有,没有手续。家里‘失水’了,我只好上来搭个棚棚居住。爷孙六个就住这个烂棚棚!政府当时要求我办手续,我正在气头上。我说生活都应付不了,哪来的钱办手续?”

老爷爷颇为感慨地摸摸下巴,接着往下说道:“厨房最先是我孙女睡的。把那个烂沙发一打开,拉出来就是床。她们三婆孙睡这边,我们三爷孙就睡隔壁那间屋子。我们大孙女现在有多大了?”

老婆婆帮他计算了一下说:“十三岁。”

“跟向娜差不多。”

老婆婆说:“向娜还大点。”

“办手续要多少钱呢?”我问道。

老爷爷低头想了想:“那时他(政府)要我十五块钱一个平方。”

我惊讶地移动了下身体:“哦。十五块钱?”

“嗯。我就没办。我们农村当中不像城市,地都乱占、乱挖也没人管。”

我指了指门外的大山,问道:“这里的土地好多都是荒起的吗?”

老爷爷回答:“嗯,这上面都是荒起的。我为啥子长期不走?你下去没得土地做,承包的土地全部被征用了。我在这山上挖点二荒地(网上汉典解释为:指种过而又荒了的地),起码还可以卖两个钱来买米吃。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爷爷,你修这房子之前,这山上有房子吗?”

“嗯。这个山梁从历史以来都有房子,毛主席、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把这些人全部迁移下去了,迁移到坝下就到了1959年。我昨天在医院输液,看到电视里在播钢铁年代。那个年代,惨哟!我们街上七百多人,死了有六十四个人。饿死的!”

这段历史悲剧我曾听不少老辈人提及过,在网上也读到一些文章,可距离事实发生地这么近,还是头一次。我回想起历史课上老师对大跃进的评价,说是那时候目标道路不明确,中央领导失误……

“饿死的呀?”我禁不住问道。

“嗯,活活饿死!那些人住在坝下,就没法,恰像遇见棒老二一样,全都躲难跑上山来,种点包谷来求生活。直到现在,这么撵法都不下去。大家说要是下去,到处政策都是落实完了的,就没有田地。”

我听了点点头,解释道:“就是说没有生活来源了。”

老爷爷说道:“嗯,没有来源大家都不肯下去。这些人是到坝下去了才又上来的。经过灾荒年,1957年大鸣大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又提出跃进跃进再跃进,好多人一概饿死了,还在喊跃进!所以说大家就跑上山来。跑上来以后,无论你说坝下多好,他都不去,又怕饿死。现在要是没有田地,他不是饿死哟?在这上面可以喂牛羊生活,打柴生活噻!下去喂不到牛和羊子,又没得点田地,弄柴没得弄处,又饿死差不多!灾荒年饿到只剩现在这几个老家伙,如今子孙们终于繁殖起来了,又要给我拖下去饿死,所以都不去,撵都撵不下去!”(笑)

5

“爷爷,你可以具体说说你的土地是怎么被征用的吗?”

老爷爷沉思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吐出几个字来,那语气显得格外沉重:“土地,唉!”

“你昨晚提到你们几家人还打过官司,能不能详细讲一讲经过?”我要求道。

“其实,妹,”老爷爷的手比画着,“我大致给你说一下。2005年征用我们的田地,田地经过了一些大老板,政策不明,就来发动群众,共征了三十七亩,基本上都是些良田。征成一万零八百元一亩。(我昨晚采访时,老爷爷就曾告诉我,他和老婆婆每人只有八分田。)”

“爷爷,你能保证你说的话全都是真实的吗?”

老爷爷露出惊愕表情,差点没从铁桌边一跃而起。他叫道,“哎呀,经过中央打官司,经过土地纠察局的嘛,我这个假了要负责哟!”

我抿嘴偷笑,连声答应道:“好的好的。”

老爷爷双眼炯炯有神,情绪相当激动:“我这个一假了你曝光出去,那要负责嘛!是不是?”

我笑着答应:“嗯。”

“好,我们这一搞,后面征的土地,就征到当官的脑壳上去了。当官的要一万八千块钱才卖,我们农民只有一万零八百,我们就吃了六千二百块钱的亏。(他算错了,应该是七千二百块钱才对)我们说土地赔偿的价钱不合理,他就督(逼)我们去告!逼虎跳墙!哪里有民告官?不管哪个社会,民告官都是奈不何的!就是奈不何也要试一下,我们打了整整三年。”

“三年的官司?”

“嗯,我们打三年才打赚了!我们一共是四家人出的钱。”

“啊!只有四家人肯出钱吗?”

“其他人都不愿出嘛!我们这四家土地是被占完了的,其他人没占完,还多少剩得有点,他就怕得罪人。从历史以来,民告官有几个赢了的哟!我们完全是逼得没办法才去告的!”

“你们请律师了吗?”

“我们请的律师是县里最会说的。”

“花了很多钱吗?”我担心地问。不知为什么,老爷爷的话让我想起基努里维斯的电影《魔鬼代言人》,陡然感受到法庭上庄严肃穆的气氛。

“关于费用是这么讲的,当时律师看了材料,把桌子一拍,就说:‘包赢不输!’他才帮我们打。他说:‘我先不要你们的钱,反正去来的车费、吃饭、住宿你们付。至于其它费用,如果现在叫你们拿,也拿不起,等官司打赚了再说!’”

“你们告的是哪些人呢?”我妈妈问道。

“我们直接告的是县大老爷,也就是县政府。本县告本县不行,我们第一次告,就告到黔江地区。一告了开庭,黔江地区的代表从彭水把卡车开起来,县政府派的代表也来了,就弄在彭水开庭。我们最后还给彭水那个庭长送了锦旗。”

老婆婆非常好客,坚持给我和妈妈煮一碗樱米稀饭尝尝。妈妈高兴地称赞说,樱米可是石柱有名的特产哟!但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老爷爷此刻仍然激动不已,大概那场用鸡蛋去碰石头的官司,是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页吧。他接着说道:“在彭水开庭,一开庭我们的官司就赢了。只是赢话不赢钱!我们又告到重庆,告到重庆,也是赢了的。”

我疑惑地问道:“都是赢了的,官司?”

“嗯,处处都判我们赢,就是叫县财政给我们补足。让那些老板(开发商)补出来。那些老板不肯拿,就一直搁起。重庆也是叫给我们补足,也不补。”

我气愤地说:“官司都赢了,还不肯补呀?”

“结果律师看见打卡壳了,赢官司不赢钱,担心白费力气,还是要我们先付钱。”老爷爷一提起这件事就忍不住笑。

“那怎么办呢?”我妈妈也在一旁着急。

“后来就全靠梁玉华,他是个死蒜(当地话,牛脾气的意思)!”老婆婆接过话头大声说道,“卖猪卖羊卖房子都要打!”

“梁玉华是个什么人呢?”我问道。

“也是个农民,是社员。我们这几个都是社员。”老爷爷回答。

“社员?是什么社呢?”这句问话我写了又将它删掉,反复了好几次,因为我确实不好意思。关于人民公社的内容,我们早在高一就学过了,老师讲课跳得太快,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来做这个调查之前,我对农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在放假期间,才跟随长辈一道,偶尔去郊外农家乐餐馆尝尝鲜,呼吸一下田野的清新空气,有时来了兴致,钓几条小鱼。若不是静下心来写这篇文章,去网上查看资料,我至今还分不清乡和社的区别,更不了解三十年前农村曾掀起过一场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的体制改革浪潮。我估计,像我这种无知的情况,在我同学当中并不少见。提起那段在农民眼里比天还大的历史,咱们只能把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也不想去关心,按照大家一贯的口气:“那干我啥事儿呢?”

“就是街上,鱼池村。”老爷爷对我解释道,同时抬起手来,指向门外不远处的山下。

“原先梁玉华当过干部,当过队长的。”老婆婆提醒道,“向娜一家住的那所房子,以前就是梁玉华修的羊圈,当时还是我们介绍向娜一家买的,买成三千五百块钱。梁玉华把羊子也全部卖了,钱就拿来打官司。”

老爷爷说道:“他卖房子,卖羊子,我就卖了一头牛。那一年,我们四家人过年都没吃肉,肥猪也卖来投入到打官司里去了。没办法,陷都陷进去了,逼着要打下去噻!我们一家凑了五千,四家人凑了两万块钱给律师。”

“哦!”我听了真的很感慨呢。

老爷爷接着说道:“律师不服,他说我打这么多官司,啷个会赢话不赢钱?他不知道怎么七访八访,就对我们说告到中央。我们告中央告不进去,看中央下面有啥组织没得?好,我们才告了,也是律师帮我们问的,是中央成立的土地纠察局,我们老四川成立的是成都土地纠察小组。哪里用得着告,状纸一写起,信封一寄去。如果你们要这些原始依据材料的话,我今天下山去给你们问问,看在成都哪点放起的,这些我们都有。”

“原始材料都有吗?”

老爷爷肯定地答道:“都有。好,就直接告到它那里去。一告就准了!它就倒下来,就压下来,压倒石柱来,判定它一个星期处理,给群众落实!”

“就是说一个星期必须处理好?”我高兴地问道。

“嗯,结果三天就通知我们下去把钱补了。”(老爷爷昨晚曾得意地告诉我,因为这场官司赢了,他一家人得到了两万多块钱的补偿,全村其他村民也总共补了三十几万呢。)

我听了忍不住直笑。

“我们去领钱的时候,看见上面当领导那些人,他们还苦笑,说我们占人!占啥人哟?还是占党的政策好。”

“党的政策?”

“嗯,党的政策英明。上面提示他一个星期处理好,他一看见就搞慌了。人家那可是中央土地纠察小组!他三天就通知我们下去,叫我们再也不要追究了!你把钱都给我们赔偿了,我们还追究你干啥哟!还告你干啥哟!”

我说:“不是也征用了当官的土地吗?一亩土地价钱是一万八千块钱吗?”

“嗯,就是叫他们也给我们补足那个数。”

“当官的是指的哪些人呢?是村里当官的吗?”

老爷爷有意回避了话题:“他要是不给我们补的话,那我们硬是还要下狠工夫,卖猪卖牛卖房子,我们都准备告下去……(笑)你说这个官官相连,官官相认!我从小就是个农民,没有在那些官场混过,也没见过社会。我们又能去见哪个官,见哪个社会哟?只晓得这次一进官场,我才看清这里头,那硬是复杂得很,亲连亲戚连戚,扳不弯的……”

6

老爷爷说到这儿,意味深长地笑起来。老婆婆赶紧打断他说:“各自没得出息哟,莫去说那些!”

老爷爷听了连连点头,赶紧转移话题说道:“嗯,我的要求不高,就是要有田地做,我别样没得要求。”

老婆婆反问道:“八十岁了还要去做吗?我才不想做了呢!”

老爷爷对我说道:“我要求土地适当解决,当地政府适当的解决。”

老婆婆抢着插了一句话:“不管定些啥子政策,只要你一年到头让我们农民把生活拖起走!”

老爷爷接着说道:“社保我是拿了的。你不给我农转非,那就要求当地政府给我点田地,做来够吃就行。你不处理也可以,但是你莫来撵我们。我在这山上种的是国家的土地,没分给我,也没分给别人,是集体土地。既然这样,那就允许我做噻!你撵,我去干什么呢?天王爷,我几十岁了!我只求莫把农民卡死了,种点边边角角,莫来干扰,做来够吃就行!他这么一干扰,不准我做。他一说就是:‘旅游区,不准种庄稼!’那就搞糟了,那我们真的吃啥子呢?”

我禁不住问道:“你本来可以回街上去住噻?是农转非?”

老爷爷把双手一拍:“他不转嘛!”

“你把这个具体说一下行吗?”我要求道。

老爷爷激动地说道:“哎呀,一说就扯皮!梁玉华全家土地也是动用完了的,也不给他转。”

“梁玉华就是和你一起打官司那个人吗?”我问道。

老爷爷一提起这人就忍不住笑。他连连点头说:“我们这几个户都是该转的,他都不给我们转!周伯宣(忘了问身份,大概也是一个普通村民吧)他儿子现在还在林场当党委书记,上面那些人就对他儿子说:‘你老头子这些人,惹不得,惹不得!你也是个干部,干部难免没得错,专门说我们的坏话!’他儿子回来也吵他老头子:‘你老了,莫去讨嫌!如今这个社会,看得惯要看,看不惯也要看!你要吃我们拿钱给你吃嘛!啷个这么讨嫌哟?周伯宣说:‘不是看不惯,是没得田地做,又不给我们转,一概不理。你给我吃是你给的噻!’”

“老爷爷,不要激动。”我笑着提醒。

老爷爷语气愤慨,枯黄的额头上鼓出一条条隐约可见的青筋,“那些房地产老板……好黑(骂人),把那一条沟全部填起,又来建房子,搞房地产。国家没得到钱,我们私人也没得到钱,一概被那些房地产老板搞了!”

我问道:“如果办了农转非的话,每个月能够领多少钱呢?”

老爷爷没具体回答,只是笑着说道:“嗯,转了手续就好了嘛!像我们这几个都满了六十了。”

老婆婆在一旁答道:“转了以后也只够生活,领不了好多钱。我们农村人要求不高,拿来买点米就行了!”

“你们一点土地都没有了吗?”我问道。

“没有。”老爷爷回答得颇为干脆。

“那你的户口上到底写的什么呢?”

“农业人口噻!”

“农业人口。”我不理解地摇摇头。在昨夜的采访中,老爷爷就曾多次抱怨过,他如今连栽棵葱子蒜苗的土地都没有了。我不禁想道,一个当农民的,从2005年起就失去了土地,也一直没法子转为城镇户口。“农民”和“土地”这两个词儿,似乎被仓颉造出便是一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还算农民吗?既无土地又没城镇户口的人应该被称为什么呢?

我接着问道:“你想不想转呢?”

“想转,他就是不给你转嘛!”老爷爷苦笑着回答。

“要是转了,一个月就可以拿几个钱嘛!”老婆婆坐在睡有小鸡崽的竹篓旁边,埋头折叠着一块灰布。她头顶上方的屋子中间拉着一道钢丝细线,上面晾着刚清洗完的衣物。

“如果转了的话,就有社保了吗?”我问道。在和老爷爷交谈时,他不断提到社保和农转非这两个词,我当时听得云里雾里。后来回到家,在网上查阅了很久,费了不少劲儿,才总算有了点眉目。

“社保是社保,农转非是农转非。社保是六十岁以上每个月就有八十块钱。”

“哦,你们现在是八十块钱一个月吗?”我问道。

老爷爷回答说:“嗯,我一个月领八十块钱!”

7

我侧过脸来,看着忙个不停的老婆婆:“婆婆,你的年龄是被写小了吗?”

老婆婆停下手中的活儿,抬起头来说道:“嗯,他们把我年龄改小了。”

“你本来快满六十一岁了吗?”

老婆婆颇感好笑地说:“嗯,我1950年的,他帮我改成1951年了!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批到社保费。我媳妇还替我交了一百块钱呢!”老婆婆有些气愤。

“她是田也无田,社保不社保!”老爷爷总结道。老婆婆又跟着加了一句:“本本儿(社保)也没得!”

“爷爷,你的名字也被写错了吗?你本来叫崔显朋吧,结果写成了木棚的‘棚’,这名字改得真奇怪呀!”我说着忍不住捂嘴偷笑,不由得想起了老爷爷自己形容的那句话:“变成了烂棚棚的棚!”昨晚老爷爷第一次提及此事,听见的人还有好几个,妈妈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就是因为你住在这种破房子里,他们才给你的名字加了个木旁呢!”

老爷爷此刻也颇感滑稽,对我说道:“是这回办二次身份证才给我改成这个‘棚’字的。我去办其它啥子手续,别人说:你棚字写错了,有个木旁。这样我才晓得。”

我问:“不能改了吗?”

老爷爷连连摆手:“不能改,这个棚子的棚不能改了!”说着他站起身来,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提着柴刀走出屋外去了。我赶紧拿着手机跟了出去。

“爷爷,这是在砍柴吗?每天都是靠砍柴来维持生活吗?”我问道。

老爷爷披着军大衣,握着柴刀蹲在雪地上,那儿堆放着几大捆从山上背回来的枯枝。老爷爷一边拿刀剔着它们,一边回答说:“嗯,现在是砍柴为生。”

“哦。”我期待着下文。昨晚老爷爷曾告诉我,砍的柴火卖给山下烤羊的餐馆,每斤两角钱。老爷爷说他前几年每次还可以背一百七八十斤干柴下山,如今老了,只能背到一百来斤了。

“我在社会上还有些好朋友给我找到个工作,护林。”老爷爷说道,看得出他很感激自己那帮朋友。

“护林?”

“嗯,就是给国家,我们县林业局护林。”

“是照看那些树子吗?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

“我是聘请去的,一年五百块钱。”

“一年才五百块啊?”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带动一下嘛!看你贫困,国家能够让你搞几百块钱,就搞噻!给我安了个护林员,也算是国家支持我!”

“爷爷,如果生病了,看病的钱都很困难吗?”我想着他直到此刻病都还未痊愈,昨晚老婆婆曾对我发牢骚说,这年头生病生不起,看个感冒就花了不少钱,而且还治不好。她只好采用土办法,晚上睡觉之前,炒些热盐巴,让老爷爷背在背上。

“哎呀,”老爷爷轻松地笑道,“再困难,还不是要过。”

“看一次病,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月的收入?看一次病的费用能够维持生活多久呢?”

“起码生活半把年!我这次看病花了一千多。发票还在我身上的。”老爷爷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花了一千多?就是一个感冒?”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

老爷爷开朗地哈哈直笑,那皱纹如同水波一般在脸上荡漾开去:“啊!我昨天还在给医院说:‘农民拿不出钱,你又不肯给好药,几天工夫治好。看我一个感冒病就花了一千多块,天天输液,我两个手打针都打紫了,还要喊我住院。我整整六天花七百多,在县里又花二百多,在私人医院也花了二百多,全部加起来花了一千多。今天还要下去拿药。’”

我问道:“你家里以前没有自来水,是去年才来的水吗?”

“嗯。”

“在去年以前都是喝屋檐水吗?”

“嗯。”

“雪化了以后,顺着屋檐滴下来,拿盆子接着。”我忽然想起在老爷爷屋檐底下放着的那只小木盆,里面的水已经凝结成了透明的小冰块。这种少见的喝水方式,只会在欧美电影那些荒野生存的镜头中出现。

“嗯。就买些胶缸来装起。我买了五个缸。一个缸装千把斤,总共要装五六千斤水。一落大雨就好,就拿来存放起。有时候那里面长‘摆摆虫’了,都还在吃。这些就是,只剩下两口了。”老爷爷砍完柴火,站起身来,指着屋外荒地上废弃的一口黑色塑料水缸说道。

“那就是水缸吗?”

“嗯,有自来水就没用了,屋里放不下。”老爷爷抱着一小把劈柴往家里走。看见他这样若无其事,紧跟在他身后的我简直无语。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的我那些同龄人(当然也包括我),确实过得太舒坦啦!大家衣食无忧,早上向爸妈伸手要了零花钱,中午放学吃罢饭,还可以利用午休时间,漫步进入奶茶店,听着lenka的轻快小曲,喝上一杯凝神静气的烧仙草,抿上一口双皮奶,成长的烦恼也say goodbye!许多同学可以把日韩欧美的明星悉数叫出名字,而且经常在课余时间,从ipone里翻出日文歌曲,伴着旋律,唱起日文歌来,以此解闷。唱得出色的人,还能出现在学校艺术节舞台上,大展歌喉,体会一下歌星的滋味,却很少有人真正尝试过生活的艰辛。

“原来接屋檐水就是用这个吗?”我伸出手对老爷爷问道。

老婆婆这时也走到屋外来,她对我解释说:“接屋檐水吃起要干净些。”

我问:“爷爷,你当护林工人是好久开始的呢?”

老爷爷想了想,答道:“十年了。”

“现在都还在当吗?”

“还在当。我们这些人忠诚老实,是啷个就啷个说。我们天保工程有五百二十五块钱,国有林场五百块钱,整个一年我的护林工资是一千零二十五块钱。各自再喂点羊子,砍柴卖,差不多够两个人生活了。我种得有点地,就拿来养猪、养鸡。基本生活我不缺,这个实事求是!”

老婆婆在旁边补充了一句:“只要自己勤快!”

8

“衣食住行,实际上我们农村当中,像我这种情况,算条件好的。”

“那还有很多是很贫苦的吗?”

“嗯,有很多。”

“没得哪个还有那么贫困了?”老婆婆在旁边高声反驳道,老爷爷不同意地笑着摇头。

“不可怜吗?你去看看,那上面还有打光脚板的。”老爷爷指了指远处的山上。

“哪个?”

老爷爷发起火来:“……的屋里不是光脚板吗(听不清楚名字)?”

“你到她屋里去看看!”老婆婆反驳道。

“还用得着看!脚上烂踏踏鞋一踏起!”老爷爷喊道,那表情真不服气。

“那是她各自不勤快!她只有一个女儿,没得儿子,男人也死了,眼睛又……(听不清)”

“她六十几了,就应该吃社保嘛!”老爷爷生气地说。

老婆婆答道:“她在吃呀!”

老爷爷大声吼道:“她女儿端个板凳去政府坐起骂,一概不走,不然给她搞哟?越穷越不给她搞,越冷越吹风!她女儿不识字,横蛮不讲理,那些人把她没得法,最后才骂来的!”

“爷爷,如果我把你们家地址公布到网上,争取让更多人来关注你们,帮助你们,你同不同意?”我有些期待地问道。

“妹!”老爷爷总是用当地人的口吻这样称呼我,“这个我阐明观点,我六十几了,身体还好,体力还好,还能够自食其力。我别样不想关注,我只想种一点田地。”

“也就是说,你只想要一份自己的土地。”

“亏他还想做呢!去做嘛,我才不想做了呢!”老婆婆很生气。

“还是自己劳动得来的光荣!”

“想自食其力!”我理解地说道。

老爷爷点头解释道:“啊,我希望当地政府给这些劳动者,真正的劳动者,调整一下。比如说妹,你有田地,出去工作了,就把它拿来荒起了噻!有那个人情就送给我做,没那个人情就不送。现在有些人,田地荒起就让它荒起,不肯拿出来。像我们这些,为啥子几十岁了,敢跟政府打官司?我们这些人靠自己双手劳动,从来不搞歪门邪道!”

老爷爷说到此处,语气特别诚恳:“我要求当地政府合情合理调解土地,我不想其它的。我不想要别人支持,就算今天给你送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又用到多久呢?要靠自己双手噻!劳动者就该有一点土地,哪怕租也好啊!”

老爷爷忽然提高了音调:“你要承包都不准!那些大老板手里都是成方成片的地。”

“爷爷,好佩服你哟,你为的就是一份土地,想自己动手把庄稼种起来,够自己吃,够自己用就行了。”我夸奖地说道,竖起了大拇指。

老爷爷微微笑了一下,“嗯,只要够用就行,我要求不高,只希望当地政府适当处理。”

“很勤劳的中国人,一个典型。”我笑着说道。

“还是李庆霖给毛主席信写得好,毛主席回了他一封信:‘全国此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是一个全国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我们农民动不动就要求国家来调整,那样调整不完,我们只要求当地政府适当调整,特别是把那些荒起的土地。”

老爷爷的话让我想起了政治卷子上的问答题,很多都是与三农和统筹城乡有关的,不过提问的角度都是从高处往低处看,比如“国家政府大力发展三农,搞好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什么的,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假若我参照老爷爷给我讲的那样去回答,肯定会被批改卷子的老师枪毙,因为它和标准答案完全不一致。

老婆婆此刻坐在灶间烧火,她故意大声泼冷水:“目前没有谁来为你个人专门调整!”

“我们公社老一点的个个都想调整!”老爷爷生气地说道。他从地上拾起刚才拿进来的几块劈柴,将铁桌上那只变得沉默寡言的水壶提起来,原来大伙儿只顾着专心说话,炉膛内的煤火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把柴火扔进去,又添了些煤炭,浓烟瞬间弥漫整个房间。他将水壶挪回原处,一切很快恢复了原样,水壶不久又吱吱欢唱起来。

“我反正不同意哟!”老婆婆还在继续刚才的争论。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发觉存储空间快满了,于是果断地删掉一些多余文件,其中大部分是以前下载的日韩歌曲。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忽然感到它们特别无聊。

“那些有土地的人不肯拿出来,宁愿荒起都要得!”老爷爷还在不满地发牢骚。

“既然是分给他的,就该他处理噻,那是他的权利!他不荒起干啥子?”老婆婆大声反驳。

9

“政府要把我们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收回去,既然收回去了,可能就要按照我说的方法来喔!”老爷爷肯定地说道。

“要喔?”老婆婆否定地摇头。

“不然他啷个要收回去?我们这里原先说的三十年不变,后来又说五十年不变!不只是被征用了土地的人才收回去,全县都收回去。我认为还是要有变动了!”老爷爷流露出期待的表情,又再次肯定地说。

老婆婆一脸不在乎:“管它变不变动,要变也是随便他们。”

“这个肯定要解决,合情合理处理。不然闹起饥荒来了,那是……”老爷爷对老婆婆大声吼了一句,又回头对我说道,“我是早就安排好了退路的,我毕竟老了,到时候山上一撵,你就肯定要下去。下去每天生活就得花钱。管他的,几十岁了嘛!”

“爷爷,你不同意把你家地址公布出来,只是想自食其力,只想有一份地,有一片庄稼就行了,对吗?”我总结了一下老爷爷的话。

老爷爷听了呵呵直笑,不住地点头。

我接着又说道:“也不过多奢求啥子,只希望当地政府适当调解。能给一份地,够家里人吃,然后养老,就好了?”

“要求有几分田,我两人最好有个五分田儿!” 老爷爷补充道。他说五分田的田字带有明显的儿化音,听起来很有味道,让人乐滋滋的。

“就够吃?就满足了?”

“嗯,满足了。你如果提过高要求,国家又没得这笔资金。你老了,社保一个月给了你八十块钱,你还找国家干什么?都去挖社会主义墙角啊!”

这最后一句把我惹笑了。

老爷爷说道:“全国这么多人,个个都想共产党拿出钱来,共产党又从哪里来呢?如果大家都好吃懒做,等着中央拨款,中央又哪来这么多钱呢?各自能够解决的,就不能向国家要!像那家庭一样,个个都去找大人,大人又找得到好多钱呢?我们农民不过分要求国家扶持,只希望如果我们没土地了,国家是给搞城镇户口呢,还是拿点土地来?拿点土地我就不要城镇户口,要城镇户口就不拿土地,希望上面(当地政府)给一条路走。”

我问道:“有电也是你们目前最想的一件事吧?”

老婆婆说道:“我们不想要电,就为你一两家人,会来给你牵电吗?”

老爷爷回答说:“我六十几了,在本地还有些好朋友。他们都劝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是来山上发展养殖业的,你一会儿想要这样,一会儿想要那样,国家哪里会来给你牵电呢?还是莫要求得过高了!”

“但从心底来说还是想要电,是不是?因为生活要方便好多。”我说。

老爷爷答道:“心底哪个不想哦,但这是各自造成的嘛!家里‘失水’了,没得办法,想上山来逃活老命。你既然来搞副业,就别想国家拨一笔款来替你搞电。我养羊,砍柴卖(老爷爷昨晚说,他去年共卖了两头羊,七块五一斤,收入了八百多块钱),另外这些朋友又帮我找了个护林的工作。我现在基本上过得去,儿女也勤劳,今年我还是想回街上过年。”

“想回儿子家里住几天吗?”

“嗯。过了年,看这次旅游局啷个赔偿,这个房子,我也不过分要求,给我适当的,像他们前面处理过的,拿几个钱嘛,我就让了。不想给领导带来麻烦,但要搞得合理合法。要是不合理合法,你县旅游局不理、县政府不理,那我就找黔江、还有你们重庆。这不是我扯皮?”

讲到这儿,老爷爷忍不住笑了,大概想起了几年前民告官那场官司吧?他说:“旅游局搞开发,来动员我,我说绝对支持。我们这些穷山梁梁,如今变成了旅游胜地,我啷个不欢迎呢?这么多人来旅游,几热闹,几好啊!但也不能说农民大力支持,就无理由地吃掉了噻!一开了春就要占用我这个房子,只要合情合理解决就行了!我没得其它要求。”

老爷爷喝了口水,又接着说道:“说个良心话,从改革开放以来,现在的政策对农民几好哦!邓副主席、胡主席,皇粮国税不要,倒还给你搞补助,还要扶持你。这儿的种子,从其它省调来你栽,不要一分钱。那儿的树木拿来你这儿栽,也不收一分钱。如今几好哟,只要自己双手劳动,你就可以去坐飞机,可以出国。有些年轻人,横蛮不讲理,偷鸡摸狗,我是最恨的。这么好的政策,有些人还不安分,我们这些老人家是最看不得!我满了六十岁了,无中生有国家又给你每月补助八十块烟钱,哪点要不得哟!”

10

老爷爷说到这儿,开心地笑了:“共产党从49年过后,现在是最好的。如今这个政策我是最拥护最拥护的。我支持国家,只是我用的劳力、花的工夫,还是适当搞点回来。三月份就要动工!”

“三月份就开始动工了吗?”我问道。

“嗯。重庆市给我们这儿引资两个亿哟!两个亿来搞开发,我是大力支持的!”老爷爷转头望着门外青翠的山林,那儿雪早已止住了,路面的冰壳也融化不见了,老爷爷的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明明二十个亿呢,两个亿?”在一旁正用筷子搅拌锅里作料的老婆婆反问道。推不掉她一再的盛情,给我们煮了一锅山洋芋,很远就闻到那诱人的清香。

“还三十个亿哟!”老爷爷听了哭笑不得,“如果那些当官的确实给农民、给中央争口气,两个亿拿来还是能搞些事情的,对不对?”

我点点头。老爷爷接着强调道:“但是要有合法性,不合法不好。我这个电是无理要求,所以我没得多大想法。现在家家通电灯,社社通公路,为什么不给你安呢?你祖籍不是这儿的嘛!你是坝下的人嘛!你是各自来寻门路的嘛!你走到哪边,国家就扶持你到哪边?你一户把两户人,要牵一公里多路的线,这钱国家到哪儿去拿哟?这确实是无理要求。”

我总结地说道:“其实你们二老,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安安稳稳过好晚年。”

“嗯,不拿土地就给我搞个农转非,不农转非就给我搞点土地。自己做来过好晚年!”老爷爷赞同地说道,“国家政策这么好法子,我一个月有八十块钱,我们两个老了就有一百六十块,就是将来回到街上住起,早上一人吃两个包子,也才一个人一块钱。老了就莫要求过高,穿的就穿儿孙不穿的,她(指老婆婆)就穿媳妇子、孙女不穿的,也差不多了!”

讲到这儿,两位善良的老人开心地大笑起来,我听了却说不出地难受。这儿穷人多,可是却缺少急需的关注。人们总是把眼光过多地放在富豪榜上,热情地拥戴那些大腕儿歌星明星。我忽然想到,要是福布斯也评一评最穷苦的人家,那该多好!

我不由得感叹地问道:“山上条件好艰苦哟!又没水又没电,你们为什么不搬下去,和儿子媳妇孙子一块儿生活呢?”

老爷爷答道:“两个儿子倒是劝过好多回了,巴不得我们两个老的下去住喔!不过他们修的那房子,满屋都铺起地板砖,亮晃晃的,我成天咳咳吐吐,总觉得不方便。我习惯了做农活,每天从坡上一回去,哪还有精神去脱鞋子哦!走个路到处踩得都是泥巴。既然老了,还是自觉点,一家人也团结些。如果大家都挤在一起生活,孙子还小,倒不说你啥子,儿和媳妇子难免看不惯,说不定背地里念叨:‘你看老头子,天天把家里搞得脏兮兮的!’这话听起来就不大安逸。”

老爷爷讲这番话的时候,老婆婆在一旁不住地笑着点头。我问道:“爷爷,你们平时都很节省吗?你儿子和媳妇拿不拿钱给你们二老用呢?”

老婆婆抢着回答说:“他们各自都拖不动,小孩还在读书。反正我们也不用啥子钱。在这山里头住起,吃好吃撇(坏)没得人看见。穿好穿撇(坏)也没得人看见!”

老爷爷赞同地说道:“嗯,生活基本上靠各自解决。如今政策这么好法子,你一天到晚东想西想的,还有啥子不满足哦?”
“生活比原先好得多了,对吗?”我问。

“嗯,一个月烟酒钱国家都替你考虑到了,无偿给你八十块,你还想要哪样呢?各自做来各自吃都不够,那就是懒汉了嘛!跟你们城里那些叫花子一样了嘛!皇粮国税不要你上,各自做来各自吃都不够,个人都养不活个人,活起还有啥子意思哦?”

在老爷爷的本地话里,“吃”的发音特别有趣,听起来和汽车刹车的声音一模一样。我忍不住直笑,老爷爷也跟着我笑。

“自己有多大能力,就生几个小孩。像我们这些老的,几十岁了,计划生育没超过嘛!我们下一代,计划生育没超过嘛!但是我那幺儿超过的。我那幺儿虽然超了,也是合情合理的。这家人硬气得很,不找哪个三亲六戚帮忙的哟!我那幺儿媳妇子就有那么硬气!她大的两个都是女儿,大孙女跟娜娜(向娜)一班,在读初中,二孙女在读小学。这农村不比城里,还是要有男孩供老。”
老婆婆批评了一句:“重男轻女。”

老爷爷接着说道:“我幺儿和媳妇子就找我商量,我说那就生一个嘛!结果生下来是个男孩。他们又要修房子,又要交罚款,还是依理服法的。我对他们说,莫去跟政府闹,按我们农村的规矩,该罚多少就拿!”

“嗯。”我说道。因为昨夜睡得太晚,今天又起得早,实在有点累了,我想结束采访了,但见老爷爷兴致正浓,就没去打断他。

“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法子,你还想啷个做哟?最后我们三毛生下来就罚了一万三,本来该罚一万五,但政府说我们自觉,通情达理,交款积极,就减了两千。三毛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叫出来的!”

提到孙子,老爷爷乐得一时合不拢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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